在今天西安城南约两公里处,坐落着一所历史悠久的古刹——大兴善寺。该寺环境幽雅,林木茂密,唐代诗人郑谷在《题兴善寺》中所述的“寺在帝城阴,清虚胜二林”的风貌至今还依稀可寻。
        大兴公造大兴善寺
        还在大兴善寺诞生之前约四十年,即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的夏天,长安东北二百多里的冯翊(今陕西大荔)的一座尼寺里,隋代的开国皇帝杨坚呱呱坠地。似乎于冥冥中早有安排,这位生在尼寺的婴儿注定要与佛门结下不解之缘。据说杨坚出生后体弱多病,终日啼哭不止。寺里一位名叫智仙的比丘尼对他的父母说:“(此)儿天佛所佑,勿忧也。”并为其取了个法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还指出:“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表示愿意代为抚养。杨坚的父亲杨忠、母亲吕氏都是笃奉佛法的人,就“割庄为寺,以儿委尼”(以上见《隋书》卷一《高祖上》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等)。从此以后,杨坚在佛寺里生活了十三年。
        560年,宇文邕做了北周的皇帝,即位初期还遵前代故事,循例事佛,但从个人兴趣来说更倾向于儒术。特别是北朝之末,天下大乱,人人厌苦,寺庙林立,僧尼遽增。全国佛寺数以万计,僧尼数量以百万计,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和兵役。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下诏禁除佛道二教,令僧人道士还俗,销毁经像,没收寺观塔庙,赐给王公贵族。延至建德六年,灭北齐,武帝进入邺城,在原北齐境内也推行了禁佛法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中的北周武帝禁佛。禁佛的结果,仅就佛教寺庙而言,全国大约没收和拆除了四万所。可以想象,自小就受寺院熏陶和教养的杨坚对北周武帝的禁佛自然非常不满。
        杨坚的家世门第相当显赫,据说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124)的十四世孙。父亲杨忠,辅助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和继西魏之后的北周宇文氏政权,曾受封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后晋升柱国,赐姓普六茹氏,封隋国公。杨坚在十六岁时,北周明帝即位,授杨坚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此时杨坚离开寺院仅三年,可谓少年得志。杨坚为帝后,曾训导其子杨广说:“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杨广也承其余胤,“出舍大兴县”。隋文帝对“大兴”二字极其偏好,可列举出许多事例,新都城曰大兴城、宫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曰大兴园;诞生地般若尼寺改名大兴国寺;其父杨忠曾任职随州,在该州也建大兴国寺。据法琳的《辩正论》说,隋文帝在他即帝位之前“所经行处四十五州,皆造大兴国寺”。“大兴”二字道出了隋文帝治国兴业的祈望。那么,何以大兴? 文帝的回答是:“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里来。由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显然,隋文帝想利用佛教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北周末期,政苛刑酷,群心怨愤,上下离心,文帝以佛法的“度人为善”为其治国根本,“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接着下令修复和广建寺院,复兴佛教。隋代“国寺”大兴善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九五贵位”与昭玄统
        “九五贵位”指的是大兴善寺在京城中所处的地理位置。
        隋代的长安城是隋文帝下令建造的一座新城池,名为“大兴城”。隋代以前的京城也叫长安,即汉长安,为了便于区别,又叫旧长安。隋文帝在旧长安登上帝位,觉得旧长安狭小,衙署与民居混杂,有诸多不便。再说旧长安濒临渭水,也时有洪水上漫的危险。遂决定选址建新都。新都城址选在旧长安东南20里的一个地方,此地有六条不大的土岗横贯东西,风水先生认为此乃大吉大利,因为六条土岗的形状为形,恰好和《易经》中乾卦的形状相似。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即这六条土岗从北向南,依次称为九一、九二直至九六。按照卦辞的解释,其中九二、九三、九五三条土岗分别属于“大人”、“君子”、“飞龙”之位,是“贵位”。其中九二之位构筑宫阙,用作帝王之居。九三之位立百司衙署,应君子之数。九五之位建大兴善寺和玄都观。一座佛寺,一座道观,分别占据靖善和崇业两坊之地,隔朱雀大街相望。
        延至今天,大兴善寺依然是一座占地宽广的五进大寺。历经一千四百多年的沧桑与兴衰,大兴善寺风貌如初,气势依旧,它那特殊的地理位置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宗法制度极其严格的中国封建社会,所谓“贵位”,是寻常人不得居住或占用的,否则就有图谋不轨之嫌。不用说一般的士庶,就是朝廷大臣也不敢违越此制。
        大兴善寺尽占靖善坊一坊之地,相当于261082平方米,其建筑的规模与制度都非同一般。《长安志》卷七记载:大兴善寺“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佛寺的建造制度竟然与太庙相同,可见其地位之高。至于大兴善寺的外观所见,更是殿塔巍峨,金碧辉煌:“大启灵塔,广置天宫。像设凭虚,梅梁架回。璧珰耀彩,玉额含辉。画栋承云,丹栌捧日。风和宝铎,雨润珠旙。林开七觉之花,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许人,四事供养。”(《辩正论》卷三)殿塔巍峨,更由于地处高岗之上,黄瓦青脊,彩绘典丽,益发显得壮观。
        大兴善寺的首任寺主是灵藏法师。灵藏北周初年出家,与杨坚的父亲杨忠相从甚密,与在寺院生活过十三年的杨坚更是志趣相投,结为“布衣知友”。寺院建成后任寺主,还兼任昭玄都,即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高级僧官。隋文帝曾对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乐离俗者,任师度之”(《续高僧传》卷二一)。隋代的僧尼管理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北齐、北魏的模式,其机构叫昭玄寺,置大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以及主簿功曹等佐吏。大统就称昭玄统,都维那也就叫做昭玄都。寺主灵藏就是昭玄都之一。隋代有几位著名的昭玄统,除昙延法师没有住在大兴善寺,文帝为他在广恩坊另建延兴寺之外,其余几位在任职期间都驻锡大兴善寺。他们是僧猛法师,善于讲扬十地经论,年德并重;灵裕法师,精研华严、涅槃、地论及律部,号为“裕菩萨”;昙迁法师,在北方开创了摄论的传习,闻名遐迩。此外,为了使大兴善寺更有影响力,开皇七年(587),从全国范围内诏请了六位高僧住在寺内,号“六大德”: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阳宝镇,汲郡洪遵和前面提到的太原昙迁。南北朝时,佛学的旨趣也南北相异。隋代统一之后,召诸佛学名德普会京辇,立“二十五众”来融会贯通,教导披化。京城成为全国的义学中心和权威,目前知道的佛学名德就有九位和大兴善寺有密切的关系:涅槃众主童真,善胄,十地众主慧迁、灵璨,讲律众主洪遵,大论众主宝袭、智隐,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僧璨,二十五众读经法主僧琨。
        唐代法琳的《辩正论》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许人。”实际上大兴善寺僧众的人数要远远多于三百。法琳所说的“三百许人”是“名僧大德”,不包括侍者、门徒、杂役人等。六大德入寺时,“虽各将门徒十人,而慕义沙门敕亦延及,遂得万里寻师,于焉可想”(《续高僧传》卷一八)。此外,大兴善寺内还有昭玄寺、翻经馆等机构以及寺内的常住僧众,如此看来大兴善寺内僧众可达千人以上。
        开皇三大师
        自佛法东渐,历代都有佛经翻译,正如前所述,译经活动大都在佛寺里进行,且多为官府资助、扶持。发展到隋代,这种高度集中一切官办的特征表现得更为典型。隋代共有两处译馆,一是大兴善寺译馆,隋文帝所建;另一是洛阳上林园译馆,隋炀帝所置。其中又以大兴善寺译馆为主。
        北齐后主武平六年(575),有宝暹、道邃、智周、僧威、法宝、僧昙、智照、僧律等十位僧人去西域取经求法,得到大量梵本经卷后准备东归。这时,正逢北周武帝禁断佛教,这些僧人进退维谷,只得逗留突厥;后闻杨坚登位,力主复兴佛教,才陆续回归中土。开皇元年(581)冬,宝暹一干人等入京(旧长安),献上带回的二百六十部经卷。文帝敕付所司,访人令译。次年新都建成,大兴善寺也修好,便下令将这些经卷移至该寺,交付译经馆。
        译经馆集中了三十多位各有所长的翻译人才,机构设置与前代的差不多,也分译主、笔受、度语、监护等等。先后任译主的是当时名气非常大的北印度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北印度高僧阇那崛多、南印度高僧达摩笈多等,被称为“开皇三大师”。
        开皇十二年(592),大兴善寺译馆作了一番整顿,完善了初创时期的一些建制,译主之外,特别召三大师之一婆罗门沙门达摩笈多和高天奴、高和仁兄弟辅助译主传译梵文。为了保证汉文经本的质量,又增置译馆“十大德”监掌译事铨定宗旨。三大师中阇那崛多是一位学蕴九冬、声驰万里的传法高僧,“十大德”和其他助译人员也都是一代英彦,组织完备,人才济济,译经的效率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据《历代三宝记》统计,阇那崛多主译了三十一部、一百六十五卷佛经。主要有《佛本行集经》、《法炬陀罗尼经》、《威德陀罗尼经》等。
        “开皇三大师”是隋代大兴善寺译馆的代表,还有其他颇有造诣的译师如毗尼多流支,是越南佛教灭喜禅派的创始人,也在大兴善寺译过经。
        大兴善寺的佛经翻译在隋代的译经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是敕建,一切所需官供,物质条件优裕,所处位置在京城,正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文帝大兴佛教,京城名僧荟萃,不虑人材匮乏。隋代名登经录的译师达二十余人,主要的有九人。这九人所译总计六十部、三百零一卷佛经。上述九人除还有疑问的菩提灯法师外,都是大兴善寺的译师。可以这样说,大兴善寺的佛经翻译基本上代表了隋朝译经界的最高水准。
        一代国寺
        隋朝国祚很短,不到四十年。其社会稳定期也主要是在文帝时代。文帝建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为以后盛唐时代的到来打下政治与社会的基础。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以国事为重,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在立国之初便以复兴佛教来笼络人心,符合了当时的历史需要,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大兴善寺出现在这种历史的转折关头,发挥了一般佛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为了在复兴佛教中统一管理全国的僧尼事务,从初创时就在大兴善寺集中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高僧。“六大德”入寺之前,京城受北周武帝禁佛的影响,高僧多远避他乡,只有一百二十位“菩萨僧”。所谓“菩萨僧”,是在大象二年(580)五月暂时设立的。武帝时僧人都得蓄发易服还俗。武帝去世,杨坚作相,欲复兴佛教,骤然间还有碍于先帝的禁佛诏令,就以“为国行道”为借口,选了一百二十位僧人。这些人虽然叫僧人,但还都留着头发,不穿僧服,所以叫“菩萨僧”。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十三日,杨坚代周自立,改元开皇,下令这批经过重新剃度的僧人仍暂住在旧长安的陟岵寺。大兴善寺建成后,将这批人移到这个“国寺”里为国行道。为了进一步充实人才,扩大影响,又有征召“六大德”之举。加上昭玄寺的机构以及“二十五众”中的人员,大兴善寺内高僧云集,隋代的佛教界精华,几乎大半在此活动过。
        对“国寺”寺主灵藏,敕左右丞相两日一参。灵藏出入宫禁,自由往返。在宫内与隋文帝坐必同榻,行必同辇,“经纶国务,雅会天鉴”(《续高僧传》卷二一)。
        仁寿年间(601—604),诏令从京城分送舍利,在全国一百一十余州普建舍利塔。数十队奉送使团离京急趋四面八方,车骑滚滚,烟尘不绝于途。全国各地,同时起塔。隋文帝在起塔之晨于宫内大兴殿下执珪恭立。大兴善寺山门大开,三百六十七位僧众及佛像、幡盖、香花、乐队鱼贯而出,沿今天的朱雀大街北上,直穿宫门,径登殿堂之上……
        广州有僧人聚众行“塔忏法”,以皮作帖子二枚,上书“善”、“恶”两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扑法”,五体投地如太山崩。官府检查,称为妖异。僧人振振有词:此乃依据《占察经》所行。官府踌蹰不决,上奏杨坚。杨坚敕就大兴善寺问诸大德,大德答云:不可依行。杨坚便按照诸大德的意见下令禁绝《占察经》。由此可见大兴善寺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
        天竺王舍城沙门涉雪山,渡流沙,远来长安,谒见文帝。将还本国,请赐予隋朝所编的《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奈何文字不通。大兴善寺翻经僧慨然奋笔,翻为梵文,合成十卷,赐来僧赉回。译华为梵,前所稀有,说明大兴善寺僧人的学识水平。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北周武帝禁佛后的残败景象已变得焕然一新。被废毁的佛教寺院如雨后春笋,纷纷重新耸立。在这由数千成万个大大小小的寺庙组成的佛国世界里,大兴善寺以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雄踞于众刹之首。肩负“国寺”的重任,复兴佛教,译经传法,熔南北学派于一炉,集东西高僧于一室。中国佛教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隋灭唐兴,大兴善寺依然是佛法之重地,成为著名的“长安三大译场”之一,后更成为名闻海外的密宗“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