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所赞许的功德首先是信仰与皈依佛教。属于这一类的功德很多,如前面已经介绍的写经、念经、造像等等。一般来说,既然都属于信仰佛教的功德,彼此之间应当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有功德大小之分,但也不会因之而得咎。但有些佛教故事却要将这些功德分出主次,要肯定其中的某些形式,否定其他的形式。研究一下下面这个故事究竟代表着什么理论是很有趣的。
        唐代洛阳僧人慧凝被错点了名误拘入冥,回来以后讲了阎摩王审问五个沙门的事。五沙门中,宝明寺的智圣和般若寺的道品分别以坐禅苦行及诵《涅槃经》四十卷得升天堂。第三个僧人是融觉寺的昙谟最。他自称可讲《涅槃》、《华严》二经,领有徒众上千人。但阎摩王说:“讲经的人心中还存在着自己和他人的区别。自以为高人一筹因而傲视群伦,是比丘中的第一粗行。你今天只有试行坐禅诵经,才能往生净土。”昙谟最争辩道:“贫道自从立身以来,只好讲导,不擅禅诵。”阎摩王已不耐烦,一声“付司!”便有青衣差役数人上来,将他解到西北门边,那里房舍黑暗异常,显然不是什么好地方。第四个僧人是禅林寺的道恒。他宣称自己曾教导劝诱四众无数,还曾造一切经并佛像十尊。但是,阎摩王对他的这些行为不以为然,说:“作为沙门,本应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预世事,不务虚名。你虽然做了不少造作经像的事,但不过是为了以此获取他人的财物。得了财物,就会养成贪心;贪心既成,就会有三毒烧心,一辈子烦恼不止。”不容分辩,将他也打入了黑门。最后是灵觉寺的宝明。他说自己在未出家前曾做陇西太守,任内集资兴建了灵觉寺。弃官入道后,虽不习禅诵,但礼拜之事从未稍怠。不料阎摩王对他生前的行为了若指掌,斥责他道:“你做太守时曲理枉法,草菅人命;所建寺庙也不过是劫夺民财,搜刮膏血的结果。既不是你出力建造,怎能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名下?”同样将他送入了黑门。
        照前面那些故事所体现的理论来看,昙谟最、道恒和宝明皆有功德,且不是小功德,其实三人皆舍本逐末,徒有虚表。这篇故事反对只做表面文章,缺乏实质内容的功德,所以值得重视。此外,这个故事也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于自己不事修养,一味教训别人的空谈僧人的反感,以及对于以宗教名义剥削人民,博取虚名,借以邀求神宠的贪官污吏的憎恨,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佛教的最高要求是超脱一切因缘,抵达涅槃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功德、求福报实际是等而次之的东西。因为行善能有善报虽说很好,但毕竟是三界之内的事。即使受善报投生为天神,最终仍然要死亡。何况“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本来是应该抛弃的。按照佛教因果报应“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的观点,如果追求功德福报,那么这个人将永远在三界中轮回,得不到解脱。这就是佛教“善不受报”的理论。这种理论彻底否定了功德思想的合理性。传说菩提达磨初到中国,在建业与梁武帝见面,梁武帝说:我修建了多少寺庙,造了多少经像,应有许多功德。达磨说:没有功德。表达的正是这种更高层次的“善不受报”思想。
        从劝善的角度,从诱导信仰的角度看,佛教必须大讲功德。但从根本解脱的立场看,又必须提倡“善不受报”,否定功德。佛教自己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