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道生,俗姓魏,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寓居彭城(今徐州)家世仕族,父亲当过广戚(今江苏沛县东)县令。竺道生从小聪明颖悟,后来跟从当时的著名僧人竺法汰出家。按照当时流行的风俗,佛教徒出家成为僧人之后,应抛弃俗姓,改姓师父的姓氏。所以他也改姓为竺。据说竺道生十五岁就能讲经,善于言辩,当时的一些名士都辩论不过他。二十岁受具足戒以后,“讲演之声,遍于区夏。”很多人慕名而来,接谈之下,对他都十分倾心。后来,竺道生来到庐山修行,居住在庐山西寺七年。在庐山期间,他曾与著名僧人慧远共同研讨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说。东晋隆安五年(401),鸠摩罗什从凉州来到长安。各地僧人闻风而从,竺道生也从庐山奔赴长安,投入鸠摩罗什的门下。据说他刚到长安不久,有一次姚兴在逍遥园让他与道融两人辩论。竺道生“往复百翻,言无不切”,得到大众的赞赏。鸠摩罗什在逍遥园翻译经典,竺道生是他的主要助手之一。东晋义熙五年(409),竺道生返回建康,当时大约已经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竺道生早年深受南方学风的影响,在庐山隐修时就主张“人道之要,慧解为本”,即主要靠领悟佛教义理来掌握佛教。他既与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切磋,又受到北方的佛教巨匠鸠摩罗什的教诲,从南入北,又从北返南,逐渐养成不拘一格的学风。此时返回建康,在理论上已经完全成熟。
        在这以前,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本体论问题。在僧肇为玄学本体论画上句号之后,中国哲学的中心开始逻辑地转向心性论。心性论问题,在我国古代也曾是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比如孟子认为性本善,荀子认为性本恶。但当时的讨论还没有能够与本体论相联系,因此,当此时重提心性论时,佛教的带有本体论色彩的佛性论便为人们所注目。
        印度佛教的佛性理论是随着涅槃类经典的传入而进入中国的。涅槃类经典有大乘、小乘之分。与小乘思想在中国影响甚微相一致,小乘涅槃类经典在中国也无甚影响。大乘涅槃类经典虽然很早就被译为中文,如西晋竺法护翻译的《佛说方等泥洹经》。但当时理论还没有走到心性论这一步,所以关心这部经典的人很少。待到著名僧人法显西行印度带回六卷本《佛说大般泥洹经》,于义熙十三年(417)译出,便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六卷本《泥洹经》译出时,竺道生回到建康已有八年。汤用彤先生指出,对于涅槃佛性之说,竺道生似乎早有所悟。虽然我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到底在哪一年创立新的佛性说,但《高僧传》说:竺道生“潜思日久,悟彻言外”,可见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很长时间,不必等到六卷本《泥洹经》的翻译。汤先生的推断是很有见地的。如果不是早已思索有得,竺道生不可能在六卷本《泥洹经》刚一译出,就马上创立新说。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六卷本《泥洹经》的翻译,给竺道生一个发表自己学说的机会,也是不可否认的。
        六卷本《泥洹经》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它说:“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泥洹的这个不灭的“真我”,有常(永恒)、乐(欢乐、幸福)、我(纯主观的绝对精神)、净(清净无染)等四种特性,也就是世界的本源。一切众生都有与这本源相通的因素(佛性),所以都可以成佛。从另一个角度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实际上论述了小宇宙与大宇宙有着必然的同一性。不过,六卷本《泥洹经》在论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同时,出于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原因,又一再强调一阐提人断绝了佛性,不能成佛。它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灭已,佛便明显。除一阐提。”(卷四)“彼一阐提,于如来性,所以永绝。”(卷六)“如一阐提……若成佛者,无有是处。”(卷三)六卷本《泥洹经》的上述两个观点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按佛教的说法,“众生”,包括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等六类有情识的生命体,实际包括了一切生命。既然所有的生命都有佛性,而一阐提人也包含在所有的生命之中,那为什么一阐提人就没有佛性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有的小宇宙都能够与大宇宙相互同一,这个世界就和谐了。如果存在一批没有佛性,不能与大宇宙同一的一阐提人,世界的和谐就被破坏了。
        竺道生认识到一阐提人没有佛性的说法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高僧传》称:他“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竺道生的观点与经文上的理论完全相反,新说一出,立即招致一大批守旧僧人的反对。在这些守旧僧人看来,西来的经文是佛的金口玉言,万代不变的真理。如今竺道生竟然公开唱反调,倡导“邪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聚徒击鼓以攻之。不过他们又辩论不过竺道生,于是采取佛教教团对犯戒僧人的最高处罚来处罚竺道生——把他开除出佛教教团。竺道生当然不服,他当众发誓说:“如果我所说的真的违反了佛经的本意,请让我马上生恶疾。如果我说的与佛教真理不相违背,那我临死的时候将高距在师子座上。”“师子座”是当时对佛教寺庙说法人所坐讲座的美称,比喻说法人像狮子吼一样,大弘正法。竺道生说自己将死在师子座上,意为自己一定会重新加入教团,重开法席,再讲正法。这也是对把他开除出教团表示抗议。
        此后竺道生离开建康,来到苏州,隐居在苏州虎丘。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一则故事说:当时没有人再听他说法,他就在虎丘山上“聚石为徒”,对着顽石说法。据说“群石皆为点头”,至今留下了“石点头”这一佳话。当然,这只是故事。实际上,当地有许多人支持竺道生的观点。他在虎丘时,据说旬日之间从学者达数百人。后来他又来到庐山,受到庐山僧众的热烈欢迎。所以,所谓“石点头”,只是讽刺那些守旧的僧人连顽石都不如。
        元嘉七年(430),竺道生到庐山后不久,由昙无谶译于北凉玄始十年(421)的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在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同时,宣布:“一阐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 一阐提等定得成三菩提故。”(卷二七)“三菩提”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简称,意为“无上正等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所以,《大般涅槃经》不但承认一阐提人也有佛性,而且肯定他们都能成佛。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大般涅槃经》的传入,使建康的守旧僧人们再也无话可说。这时,大家对于竺道生在经典尚未传入,就孤明先发,倡导符合佛教精髓的新观点,佩服得五体投地。竺道生的名气更大了。

大鹏听经石(安徽九华山)

二龟听法台(浙江普陀山)

        竺道生认为佛性是众生的本性,即众生的本心都有成佛的根据。为什么说佛性是成佛的根据、原因呢? 道生通过阐发佛性的涵义来论证。他认为佛性的主要涵义有三:
        一、佛性是“善性”。道生说:“善性者,理妙为善,返本为性也。”(《大般涅槃经集解》卷五一)理妙返本为佛性。这种善性,又不同于通常人们所讲的善,而是一种所谓了知照见(神秘直觉)一切事物真实的智慧,即众生的最高智慧。
        二、佛性是“理”。“理”,即所谓佛教真理。“得理为善,乖理为不善。”(同上书)是否得到佛教真理,是众生是否具有善性,即是否具有最高智慧的标志。所以又说:“从理故成佛果,理为佛因也。”(《大般涅槃经集解》卷五四)“理”是成佛的因,从理的结果就成为佛。
        三、佛性是“法”。道生说:“夫体法者,冥合自然。一切诸佛,莫不皆然,所以法为佛性也。”(同上书)“法”,事物。体认一切事物的真实本相,冥合无生无灭的自然状态,就是佛,所以法就是佛性。这是从外境上讲佛性,强调一切事物的真实本相,就是佛性,就是成佛的根据,借以引导人们去体认宇宙本体。
        总之,竺道生认为佛性是众生的本性,最高的智慧,最终的真理,也是众生的实体,所以是成佛的根据。
        竺道生的佛性说,是从佛教的角度讲人性,是人性论的宗教神学化。从他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儒家性善论和道家人性自然论的“世俗”思想影响。道生宣传在佛性面前人人平等,成佛机会完全均等,这种宗教幸福观,正是当时的苦难人民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对未来的幻想和憧憬。道生的这种宗教平等观,虽然也曲折地反映了人民争取平等的要求,但就其实质来说,正是当时社会极端不平等的颠倒反映,是粉饰现实不平等的神圣面纱,维护极端不平等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
        元嘉十一年(434)十月,竺道生逝于庐山。据说他是在为僧众宣讲经典结束时死于讲座之上的,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