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认为人生和世界都是空的,人应当超脱生死,从现实世俗社会解脱出来,觉悟成佛。佛教般若学说进一步认为,并没有真实的表象及其反映形式概念,宣传“无相”说。语言文字也是假的,语言文字只是佛进行教化的方便,表诠佛理的工具。对于佛经上的语言文字也决不能执著粘滞。这说明佛教从根本上说是否认名言和客观实在的,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可谓是一种空名实论。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僧人视佛经为圣典,字字句句都是绝对真理,如同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死守佛经文句的依语滞文的学风,这种学风支配了整个佛教界。东晋时代著名佛教僧人竺道生,曾跟随般若学者鸠摩罗什学习多年,深得般若学“无相”、“善权”的玄奥,并吸取中国道家和玄学家的思维和语言,认为学习佛教决不能执著佛经上的语言文字,竭力贬低语言文字的作用。他反复强调“慧解”是探求佛道的根本方法,所谓慧解,就是“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比如捕了鱼就要忘却工具“筌”一样,只有一旦把握佛理就舍弃佛经的语言文字的人,才可以和他讲佛教的道理。强调学佛贵在具有忘言得意的晓解工夫。他阐发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忘象;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同上)又云:
        “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则愚化。是以征名责实,惑于虚诞,求心应事,芒昧格言”(慧琳《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并序》引,见《广弘明集》卷二三)。
        这是说,形象是“意”、“理”的假相,语言是表达“理”的工具,佛教教义是众生借以开化的缘由;执著形象就是对“理”的迷惑,也就不能真正的“尽意”,固守执著教义就是愚昧的教化,也就不能真正的“入理”。这样,从名言去求真实,就是迷惑于虚妄荒诞,用以去求心的清静和应对万事,就是暗昧于以语言为准则。在道生看来,要入佛道,就应当不守滞于外象,不执著于语言。这也就是他的所谓“彻悟言外”与“象外之谈”。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竺道生否认形象的真实性和语言的现实性,和王弼的“得意忘象忘言”说十分相近,同样是一种直觉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这种直觉主义理论是和竺道生本人的本体论相应的。竺道生说:“夫真理自然,悟亦冥符,真则无差,悟岂容易? 不易之体,为湛然常照,但从迷乖之,事未在我耳。苟能涉求,便返迷归极,归极得本。”(《大般涅槃经集解》卷一引竺道生经题序)“佛理常在其心,念之便至矣。”(《注维摩诘经· 观众生品第七》)所谓成佛就是要返归于“理”体,这个“理”体实在心中,一念便可达到。竺道生正是为了追求、体认虚拟的本体,而宣传贬低乃至否定名言作用的直觉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