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这四种文学体裁之中,最值得自豪的是诗。与此相应的,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成熟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也是有关诗歌的理论。可是,儒家那种过于偏重政教的态度,限制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索。诗歌的自身规律长期地得不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庄子的思想、佛教的思想,尤其是禅宗的思想,闯进儒家诗论的殿堂,打破了僵化的思维定势,发现了传统目光未能发现的东西。严羽的《沧浪诗话》,他的以禅喻诗,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人们一提起《沧浪诗话》,就会想起以禅喻诗;一提起以禅喻诗,就会想到《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确实是《沧浪诗话》的特色。那么,禅宗对于《沧浪诗话》的诗论,是否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呢?
        首先,人们早就注意到,早在中唐时期,戴叔伦、元稹、白居易等人就已经将诗和禅联系在一起。戴叔伦《送道虔上人游方》诗说:“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关。” 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诗说:“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 白居易《自咏》诗说:“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半歌半坐禅。” 到了宋代,把诗和禅联系在一起的人就更多了。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引禅宗的话来形容杜诗的三种境界: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渠同参。”
        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他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中又说:“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间耳。”至于苏轼、黄庭坚之喜欢以禅喻诗,更为人所共知。纵观中唐以后,人们以禅喻诗的大量事实,不难看出,所谓“以禅喻诗”,就是借用参究机锋而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宗,来比喻诗歌创作(及鉴赏)的规律以及掌握这种规律的途径。
        有意思的是,《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并不太懂禅宗。清人冯班有《严氏纠谬》说:“沧浪之言禅,不惟未经参学南北宗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尚倒谬如此,引以为喻,自谓亲切,不已妄乎?”又说:“凡沧浪引禅家语多如此。此公不知参禅也。”冯班的评语确凿有据,并非吹毛求疵。如严羽把汉魏盛唐诗比作“大乘”,把大历以后的诗比作“小乘”,把晚唐诗比作“声闻、辟支果”。其实,“声闻”、“辟支”就是“小乘”。佛教认为有三种修持途径,并比作乘三种车,即“菩萨乘”、“声闻乘”、“辟支乘”。“菩萨乘”旨在普济众生,故称“大乘”;“辟支”是梵语“独觉”的音译,意为无所师承而自己通过独立思考而悟得正道;“声闻”指通过诵经听法而悟道。“辟支”与“声闻”都重在自我解脱,所以称“小乘”。“小乘”之外,并无“辟支”和“声闻”。严羽将“小乘”和“辟支”、“声闻”并列,可见他连佛教的常识都还欠缺。严羽又说“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言外之意,曹洞不如临济。其实,曹洞和临济同为禅宗五家之一,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又如,禅宗认为成佛是一旦觉悟、立即就能实现的事,所谓“直见心性”、“顿悟成佛”。严羽也讲“诗道亦在妙语”。可是,严羽毕竟是一个诗歌理论的行家,他知道,不通过大量的阅读,很难获得对于诗歌的感受能力。他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这样指点学诗的门径:
        “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
        严羽一口气说了十个“熟参之”。这十个“熟参之”说明诗歌感受能力的获得,不是单凭悟性和灵气,而主要是靠苦读。所谓“妙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熟参”历代名家作品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这种量变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即取得突破、发生质变。由“熟参”而达到“妙悟”,是与禅宗的宗旨相违背的。严羽的十个“熟参”相当于“小乘”的“渐修”。从诗歌艺术的客观规律来说,“熟参”而达到“妙悟”是合理的,它和禅宗的直见心性、顿悟成佛是互相矛盾的。可是,严羽不太懂禅宗,所以他没有发现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只觉得“以禅喻诗,莫此亲切”(《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难怪冯班要挖苦他“剽窃禅语”、“可笑之极”(《严氏纠谬》)。其实,《沧浪诗话》的价值不在于以禅喻诗,而在于这部诗话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应该说,《沧浪诗话》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新见迭出、精彩纷呈,《沧浪诗话》之成为宋朝诗话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品,绝非偶然。
        严羽既然不太懂禅宗,禅宗对他的启迪从何谈起?可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禅宗对严羽的启迪不是具体内容的启迪,而主要是思维方式的启迪。传统的诗论是儒家的诗论。儒家的诗论重教化、重实用,不重视探索诗歌的艺术规律。《尚书·尧典》上提出“诗言志”的主张。《汉书·艺文志》上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影响深远的《毛诗序》中对诗的社会功能作了纲领性的概括: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封建社会里,一切都道德化、政治化了。一切脱离道德和政治的纯学术都难以生存。只要稍稍离开道德政治,便立刻会召来非议,乃至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纯粹的诗歌艺术规律的研究。而《沧浪诗话》的可贵,它的价值首先在于,作者摆脱儒家诗论太重教化、太重实用,过分专注于社会功能的偏颇,对诗歌的艺术规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作者尽管不太懂禅宗,当他以禅喻诗的时候也往往不那么恰当,可是,禅宗不讲儒家伦理、不讲社会功能,只讲个人“直见心性”、“顿悟成佛”的思维方式,对于打破儒家诗论的思维定势有很大作用。禅宗强调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禅宗那种推倒偶像的精神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
        “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骇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某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
        自负自信、得意非凡,口气狂到无以复加。这种狂劲不能从温良恭俭让的儒教中来,而恰恰是从禅宗中来。禅僧中颇有一些狂人。这种狂劲的背后是一种鄙视偶像、唾弃传统的勇气。诗歌理论发展到了南宋,需要一个大的突破,这种突破已经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唐诗、宋诗的丰富创作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前人在诗歌理论方面已经提出了很多的宝贵见解;可是,这些见解十分零散,缺乏专门的、系统的诗歌理论研究。这时,严羽出现了,他从禅宗的思想中得到启迪,避开道德和政治,直截了当地探讨诗歌的艺术规律。
        以禅喻诗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因为诗的创作和禅宗的思维有很多契合之处。中国的诗歌从《诗经》、楚辞开起,就形成了相当单纯的抒情性格。这种抒情性格追求含蓄暗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追求物我如一、情境交融的意境,这些追求恰好与禅宗的斗机锋十分相似。事实上,禅师们常常以诗明禅,用诗句斗机锋。严羽之大讲妙悟,就是从诗的艺术规律着眼。禅宗认为,别人的教导,经典的指示,无论如何明确,也代替不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在严羽看来,诗歌的创作与欣赏也是同一个道理。别人的教导,经典的指示代替不了自己的艺术感受。他之所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他之强调“夫学诗者以识为主”,核心问题就是要获得一种鉴赏诗歌之美的能力。诗歌有一种特殊的美,能鉴赏感受这种美,能创作这种特殊的美,就是有“识”、就是“妙悟”。因为它特殊,所以说“诗有别材”,“诗有别趣”。禅宗重内心的体验,重情态与外境的融合,重灵感,重内心感受的独特性,这些思维方式的特点处处与诗的创作欣赏规律相契合。
        以禅喻诗的结果,使诗歌艺术规律分析得很透彻,可是,严羽从禅宗那儿汲取灵感,置儒家诗教于不顾,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和非议。刘克庄在《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中说:
        “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磨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夫至言妙义,固不在于言语文字,然舍真实而求虚幻,厌切近而慕阔远,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
        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责问说:“诗教自尼父论定,何缘坠人佛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也说:“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这些怀疑和责问都是出于一种卫道的热诚。他们在《沧浪诗话》的背后看到了援佛入儒的危险。其实,严羽的以禅喻诗,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移植。所以,以禅喻诗中对于禅宗的误解并未对《沧浪诗话》的价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