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宗教都有它的世俗基础。全部宗教正是要由这个基础来加以说明。可是,一切宗教都以超凡脱俗为标榜。待到不能脱俗、混同于俗,那便是消亡的预兆了。所谓超凡脱俗,一在信仰,二在戒律。待到信仰瓦解、戒律弛懈的时候,宗教的灵光便已消失殆尽了。
        隋唐以后,佛教盛极而衰,失去了早先那种煊赫的声势。佛教中禅宗一派的儒化,道教中全真道的出现,儒学之演变成理学、变成儒教,说明儒、释、道三教都在向对方靠拢。从外部社会功能的一致发展到内在精神的一致。宋元以后,佛教在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发展,它的心性论已经被儒家吸收。佛教的信仰色彩大大削弱。佛教向儒教的靠拢,固然增强了它的适应能力,可是,与此同时,也破坏了佛教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或援佛释儒,或调和儒释;或高唱三教同源,或大谈外儒内释。这一切汇合到一起,组成了宋元以后佛教世俗化的总趋势。在这里,佛教作为一种标榜四大皆空的宗教,它的世俗化与没落只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佛教的世俗化引起了佛教内外的非议和忧虑。元代的禅僧印简就曾经感叹说:
        “我观今日沙门,少护戒律,学不尽礼,身远于道。”(《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印简》)
        《元史·成宗纪二》上说“又富户规避差税冒为僧道,且僧道作商贾有妻子,与编氓无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针对寺滥僧窳的情况,特地下旨说:
        “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珈,各家宗派,集众为寺。有妻室愿还俗者听,愿弃离者听。”
        宋元明清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圣旨上谕,要求整顿佛教内部的戒律,以振扬佛法。可是,行政命令,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命令也无法挽回佛教世俗化的趋势。佛教越来越不像宗教,和尚越来越不像和尚。这种趋势与状况在宋元明清的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通俗小说中写到和尚尼姑的不少,以宗教为题材的也不少,可是,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宗教的偏执与迷狂,而常常是对僧徒、包括“高僧”的讽刺与嘲弄;不是佛法无边,而是人的智慧和力量;不是虚无出世,而是对人生、对生活的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关注社会和人生的入世精神压倒了佛教消极出世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压倒了佛教的宗教狂热。
        《古今小说》中,就有两篇挖苦高僧的作品。一篇是“月明和尚度柳翠”,一篇是“明悟禅师赶五戒”。拂去作品表面蒙上的因果报应的灰尘,不难看出作者对高僧的轻蔑。据小说介绍,玉通禅师“乃古佛出世,在竹林峰修行已五十二年”。这样一个得道高僧,“看了红莲如花如玉的身体”,“不由长老禅心不动”。至于“玉通房内,番为快活道场;水月寺中,变作极乐世界”两句,更是极恶毒的讽刺。那五戒禅师“自幼聪明,举笔成文,琴棋诗画,无所不通。长成出家,禅宗释教,如法了得,参禅访道”。如此高僧,一见红莲,也就“一时差讹了念头,邪心顿起”,“把多年清行,付之东流”。原来,任凭你得道的高僧,多年的苦行,也经不起一点世俗的诱惑!
        平心而论,上述两篇小说对高僧的挖苦还是留了面子的。作者写玉通和五戒,都是一念之差。尤其是玉通,本无调戏之心,只是因为妓女红莲死死地纠缠,才动了心。至于其他通俗小说,对和尚的刻画,更其刻毒而不留余地。《古今小说》卷三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写一个和尚垂涎左班殿直官皇甫松的妻子。他用匿名信造成皇甫松的误会,皇甫松果然中计,以为妻子有了外遇,竟把妻子送到官府究治。在真相未曾弄清的情况下,他就把妻子休了。几经周折,和尚终于骗娶了皇甫妻。后来事情败露,和尚遭到惩罚,皇甫松夫妻破镜重圆。
        《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六卷《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一篇,写和尚奸淫妇女的事。书中议论道:
        “看官,你道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不忧吃,不忧穿。收拾了干净房室,精致被窝,睡在床上没事得做,只想得是这件事体。虽然有个把行童解馋,俗语道:“吃杀馒头当不得饭。”亦且这些妇女们,偏要在寺里来烧香拜佛,时常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看见了美貌的,叫他静夜里怎么不想? 所以千方百计弄出那奸淫事体来。只这般奸淫,已是罪不容诛了。况且不毒不秃;不秃不毒;转毒转秃,转秃转毒;为那色事上专要性命相搏,杀人放火的事来了。”
        同书的第三十四卷《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衖》和《醒世恒言》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都极写尼姑之淫荡。《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衖》对出家人的偷情还表示了一点谅解:“但凡出家人,必须四大皆空,自己发得念尽,死心踏地,做个佛门弟子,早夜修持,凡心一点不动,却才算得有功行。若如今世上,小时凭着父母蛮做,动不动许在空门。那晓得起头易,到底难,到得大来,得知了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为此就有那不守分的,污秽了禅堂佛殿,正叫做作福不如避罪,奉劝世人再休把自己儿女送上这条路上来。”作者把和尚尼姑的风流罪过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探讨,把责任更多地归于父母。这就比单纯地骂两句“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要进步多了。
        明清时期著名的通俗小说,很少不骂和尚的。《水浒传》第四十五回《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写和尚海阇黎与潘巧云通奸。并就此议论道:
        “那众僧都在法坛上看见了这妇人,自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拴不定心猿意马,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间难得。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从古及今,先人留下两句言语,单道这和尚家是铁里蛀虫。铁最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凡俗人家,岂可惹他。自古说这秃子道:‘色中饿鬼兽中狨,弄假成真说祖风。此物只可林下看,岂堪引入画堂中。’”
        骂得咬牙切齿。《金瓶梅》对和尚的描写,相当的刻毒。小说第八回写道:
        “那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但见: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维摩昏乱,诵经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忏罪阇黎,武大郎念为大父。长老心忙,打鼓错拿徒弟手;沙弥心荡,罄槌打破老僧头。从前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多年的苦行,一万个金刚,也顶不住一个潘金莲,世俗的诱惑是多么可怕!这一回的结尾诗还说:“果然佛道能消罪,亡者闻之亦惨魂。”
        《金瓶梅》对尼姑贪婪嘴脸的刻画,不遗余力:“似这样缁流之辈,最不该招惹他。脸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只是他六根未净,本性欠明;戒行全无,廉耻已丧;假以慈悲为主,一味利欲是贪;不管堕业轮回,一味眼下快乐。”“若教此辈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此辈若皆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薛姑子和王姑子争着要给西门庆家念经、印经,争得不可开交。王姑子咒骂薛姑子:“经钱他多拿的去了,一些儿不留下”,“这老淫妇到明日堕阿鼻地狱!”薛姑子则骂王姑子:“菩萨快休计较,我不像王和尚那样利心重。前者因过世那位菩萨念经,他说我搀了他的主顾,好不和我嚷闹,到处拿言语表我。我的爷,随他堕业!”“一个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七方施主钱粮,不修功果,到明日死后,披毛戴角还不起。” 书中还借用西门庆之口,对花钱做功德以消灾祈福的社会心理进行讽刺:“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在西门庆看来,因果报应也是无稽之谈。当命运将人抛入绝境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种靠得住的力量,那就是金钱。作者借此替西门庆这位市侩勾画了一幅绝妙的图画,与此同时,也由此透露出自己对佛教的蔑视。
        吴敬梓在自己的小说《儒林外史》中,也没有忘记刻画和尚的贪婪和势利。小说第二十四回,写一个“为活杀父命事”。这个案子和前后的情节都没有多大关系。作者的目的不过是借此写写和尚的可恶。只说有一个和尚,“积年剃了光头,把盐搽在头上,走到放牛所在,见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头来舐他的头。牛但凡舐着盐,就要淌出眼水来。他就说是他父亲,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施舍了来,就卖钱用,不是一遭了”。和尚用因果轮回来作幌子,足见其可耻可恶。因果轮回本是和尚自己信仰,向人宣扬、要人信从的教义,现在成了和尚诓人财物的手段。《儒林外史》中写到和尚的地方不少,除了甘露庵那个埋葬了牛布衣的老和尚,都是贪婪势利、俗不可耐。
        俗文学中大批俗和尚形象的出现,说明了和尚给“俗人”留下的印象,印证了当时佛教日趋世俗化的大势。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俗文学中俗和尚形象的出现,除了佛教本身世俗化,僧徒中有的人戒律荡尽,道德沦丧外,也有外部的因素。宋明理学家们向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旗号,其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佛教、道教。由于理学的盛行,理学家的态度自然影响到一般民众。中国人向来总爱走极端,攻击起人来总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所以,俗文学中出现一批可恶而可耻的俗和尚形象,也就毫不足怪了。
        其实,也并非所有的俗和尚形象都那么可恶。《水浒传》中的花和尚鲁智深,也吃肉,也喝酒,也杀人,也放火。但他憨直豁达,见义勇为,粗中有细,雄猛仗义,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也代表了一般民众对佛教的另一种观感。又如《西厢记》中的和尚惠明,不理会佛门的戒律,在孙飞虎兵围寺庙,要抢走莺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冲出重围,前去搬兵,帮助成全了崔张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