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时,佛图澄曾以魔术取得石勒、石虎的信任。后来昙无谶也以幻术行世。这些魔术中,往往包括一些科学内容。可惜文献记载太简略,不易进行分析。后来,不仅为了传教,也为了佛教自身的存在,汉地僧人也自觉地掌握某些技术。
        据佛经所记,瓦官寺和尚僧洪,曾铸了一尊一丈六尺高的观世音铜像,未及开模,适逢官府禁止用铜铸像,被捕入狱。当然,记载中未说这尊铜像就是僧洪亲自铸造,但可以想象,在大规模铸造铜像的潮流中,也定会有一些僧人抱着宗教的虔诚去掌握铸造技术,以制出能满足自己宗教信仰的铜像。
        佛教僧侣为弘扬佛法,还大造寺庙、佛塔。这些建筑不仅规模宏大、穷极壮丽,而且数量惊人。一座大城市往往有几百所寺院。北魏的都城洛阳最多时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有的佛塔高达三百余丈。
        佛教建筑主要是世俗工匠的作品。但不可否认,这中间一定有一些僧人亲自学习建筑技术,规划寺院布局。佛寺、佛塔的建筑互相攀比,越造越精,也促使建筑技术不断发展,有些僧人也就成了能工巧匠。
        宋朝和尚怀丙,原籍河北真定,富有技术天才。真定有一座十三级的木塔,高耸入云,地势又险要,不好接近。天长日久,中间一根大柱坏了,塔身倾斜。别人没有办法。怀丙做好一根柱子,让人们用绳子拉上去,然后自己带个助手钻进塔里。终于把柱子换下来。他到底是怎样换的,谁也不知道。赵州有座石桥,石块中灌的是铁汁,非常稳固。后来铁渐渐被人盗挖,致使石桥倾斜。怀丙想了一个办法使石桥得到了纠正。可惜他的办法也没有流传下来。
        北朝时,有个陆法和笃信佛教。他的饮食居处,和受戒的和尚完全一样。起初隐居,后来做官,但仍称居士。有一次他镇守巫峡,率领士兵在两岸架上铁锁链,挡住了敌兵的进攻。这次行动,显示了他高超的建筑技术。后来,他驻扎在白帝城附近,那里的山上居民多有疾病,他就亲自采来草药,为他们治疗。不过两三服,有病的人就都好了。于是人们争先恐后拜他为师,信奉佛教。
        治疗疾病,最能取得人们的信任。佛教僧侣中,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人。东晋时,名僧于法开精通医术。有次旅行,夜间投宿,主人家有产妇难产。于法开用针刺救活了产妇母子。晋孝宗有病,于法开诊脉以后,知道已没有希望,就不肯再看。皇太后要治他的罪,适逢孝宗死,证明他诊断正确,才侥幸获免。
        当时信奉天师道教的郗愔常常肚子痛,医生们百治不效。最后请了于法开来。于法开诊过脉,说道:这是因为您信仰太虔诚了。开了一剂药,服后泻下拳头大的纸团好几个,剖开一看,都是郗愔平时所服的符。
        道教讲炼丹,讲养生,不少人懂得医药。但偏信者也不少。像郗愔就是太迷信服符,结果还须和尚来为自己治病。
        于法开还著有《议论备豫方》。当时人们都说他是以术数弘教。就是说,借医疗技术来宣传佛教。
        北朝高僧昙鸾,努力传播净土信仰,同时也努力钻研医学。他著有《疗百病杂丸方》、《论气治疗方》等医学著作。
        据《隋书· 经籍志》,僧侣们所著的医书还有《寒食散对疗》,释道洪著;《解寒食散方》,释智斌著;《诸药异名》,沙门行矩著;《龙树菩萨药方》、《释僧匡针灸经》等。
        宋代有个和尚洪蕴,出家以后,研究医术。后来因为医术知名,宋太祖召见他,赐紫方袍,封为广利大师。宋太宗时征求医方,洪蕴抄录了几十个医方献给朝廷。宋真宗即位以前,洪蕴曾借医术谒见,后来补为国家掌管佛教的官吏。洪蕴最拿手的是诊脉,能在一年前预言人的生死。他开的药方特别精到,王公大臣们有了病,都来找他求医。当时还有一个和尚法坚,住在庐山,也以医术高明闻名于世,也曾被赐予紫方袍,赐号广济大师。王公贵族常上门求医问诊。
        有些和尚,往往直接假借行医搞封建迷信,诱人信教。和尚智缘也善医,他说能通过诊脉知道人的贵贱吉凶祸福,甚至诊父亲的脉可知儿子的吉凶。不仅是老百姓,而且是士大夫,都纷纷找他。当时,王珪和王安石还在翰林院,王珪不信,王安石还解释说,当初医和诊晋侯的脉,知道他的臣子将死,诊父知子,也就可以理解了。
        智缘这样的骗局,王安石也深信不疑,何论他人。这些活动,都帮助了佛教的传播。
        佛教虽然也搞一点科学技术,但仅限于懂得一点而已。在中国医学史上,医僧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佛教修寺庙、佛塔,虽有建筑学上的意义,但确实是劳民伤财,浪费财富,所以当时不断遭到来自教外的攻击。这一点,是必须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