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印度西域的僧人不断来华。中国内地也不断有人到西域、印度取经求法。最著名的,是后秦的法显和唐代的玄奘。
        他们的活动,首先是扩大了中国内地人的眼界。
        汉代以前的中国文献,谈到西部的情况,往往只到昆仑山为止。后来,张骞通西域,听说过印度,但并没到印度。由于眼界的限制,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观念。虽然邹衍时就有大九洲、小九洲的说法,但总是使人感到渺茫难信。人们一般的观念,还认为阳城是大地的中心。地形观念还多数同于《淮南子》,认为地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所以河水东流。
        求法僧人的足跡不仅到过印度,还到过葱岭以西。他们发现,葱岭以东,水向东流;葱岭以西,水向西流。而且葱岭那边看日月星辰,和中国内地一样。从此以后,人们渐渐地改变了地中的观念,认为阳城并不是天地之中。
        求法的僧人,把他们的旅途见闻写下来,成了后来宝贵的科学资料。法显从印度回来以后,写有《佛国记》。释智猛写过《入竺求法记》,释宋云写过《宋云行记》,玄奘回国后,写有《大唐西域记》。其后道宣又据《大唐西域记》及其他材料写成《释迦方志》。书中不仅记述了印度及西域诸国的政治、宗教和民俗,还记述了山川河流的走向,农牧矿产资源以及科技生产的发展概况。
        中外僧人的交流,有的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的记述,有的则是新的发现和交流。
        比如火浣布就是一例。“浣”是洗的意思。火浣布是指一种可以放在火中烧而不会烧坏的布。它实际用石棉做成,对今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对不知道石棉性能的古人,就十分值得惊异了。据说东汉大将军梁冀有这样一件衣服,一次弄脏了,故意装着生气,把衣服扔到火里,不想烧过以后,衣服不但无损,而且经火洗以后,反而洁白如初,所以把它叫作火浣布。
        梁冀那件衣服的来源不明,这事的真假也有不少人怀疑。因为这不符合汉代人普遍相信的五行观念。依五行观念,布是丝麻所制,属木,岂有不怕火的道理;曹丕坚决否认有这种布。他的《典论》中特别提到此事,认为火性酷烈,能够克金,更能克木。他的儿子魏明帝也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理论,就把它刻在碑上,和儒经并列于太学之内。魏明帝刚死,西域又有人献火浣布,在朝廷上当场试验,果然不怕火烧。据说不久以后,刻有曹丕《典论》的碑就被推倒了。
        这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思想震动。人们相信,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于是纷纷去寻找那些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形成了一股博物学思潮。
        但是,火浣布并不是人人可见的,许多人只是听说而已。北魏时,疏勒国又进献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领。北魏高宗认为佛衣定有灵异,于是把它放在火里烧,烧了一天也烧不着,看的人都非常惊奇。现在推断,这领称为佛衣的袈裟,一定是火浣布所作。
        僧人来来往往,不断带来印度和西域的科学技术。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从小就学习五明。天文历算,医学工艺,都非常精通。后来出家为僧,并到了南朝刘宋境内,受到热烈欢迎。当时的“通才硕学”颜延之亲自去拜访求教,于是登门拜师的就络绎不绝。彭城王刘义康,南谯王刘义宣,一个是大将军,一个是丞相,都拜求那跋陀罗为师。可以想象,求那跋陀罗传授的,不仅有佛教教义,还有印度的医学和天文学。
        和颜延之同时代的何承天和僧人惠严曾有一番对话。何承天问:佛国用什么历法,而称自己为天地之中?惠严说:天竺国,到夏至那一天,立标杆测量,中午时分没有日影,所以说它是天地之中。咱们中原一带,立标测量,是有日影的,所以历法每年、每月都有余数。余数的分分秒秒很难计算,所以不久以后历法就有误差,需要修改。这就表明,咱们的中原一带不是天地之中。一番话说得何承天无言以对。
        何承天是南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所以他关心印度的天文学和天体结构论。惠严的回答有事实,比如印度在位于赤道附近的地方夏至中午太阳直射,立标杆是测不出日影的。但是推断有错。因为这种情况当时在越南一带也发现了,刘宋朝还曾派使者去测量。据夏至中午无日影不能推断印度就是天地之中,更推不出他们的历法没有零数部分。但这种情况说明,印度天文学已传入中国。惠严的说法,是人们对印度天文学刚开始了解时的情况。
        中外之间的交流,不会是僧侣的功劳。至于科技之间的交流,甚至主要不是僧侣的功劳。但僧侣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天文、医学等方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