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隋书· 经籍志》记载,天文类书籍中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天文》、《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阴阳算历》等书。历算类书籍有《婆罗门算法》、《婆罗门算经》等等。
        当时政府之间的往来,主要是交换些珍奇物品。商人们往来,主要是交换商品。文化往来主要靠僧侣。可以想象,僧侣们不仅带来了印度的天文学知识,像求那跋陀罗一样,而且一定会带来印度的天文历算书籍。上面那些天文历算书,也可以推断是由僧人们带来的。
        这些书都是外文,《隋书·经籍志》载有这些书,很可能已经译成汉文,至少是有许多人在研读这些书。而当时能从事翻译工作的,又只能是僧人。可以说,印度天文学进入中国,首先是由于僧侣们的传播。
        唐代初年,印度天文学家就在唐朝天文机构中正式任职,成为唐朝政府的官员。
        印度天文学当时分为三派:瞿昙派、迦叶派、俱摩罗派。三派之中,瞿昙派最为出名。唐高宗时,瞿昙罗担任太史令。瞿昙罗制订了经纬历,和麟德历互相参照,颁行全国。
        麟德历是李淳风所制。李淳风是唐初著名的天文学家。麟德历的蓝本,是隋代刘焯的皇极历。皇极历虽未得到国家承认,但天文学家们认为那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李淳风改进皇极历而造麟德历,也是唐初最精密的历法。瞿昙罗的经纬历和麟德历参照执行,说明这部历法具有相当的水平。
        不久,武则天上台,命令瞿昙罗造新历。瞿昙罗造成了光宅历。由于这部历法仍沿用旧的方法,精度不高。
        这个事件表明,印度天文学家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天文事业。瞿昙罗担任的是国家天文机构最高官员。可以推想,在此以前,一定有一些印度天文学家已经在中国的天文历算机构中工作。
        瞿昙罗之后,瞿昙悉达又担任唐代的太史监(令)。开元六年(718),唐玄宗命令瞿昙悉达将印度的九执历译成汉文。
        “九执”即“九曜”,指日月、五大行星,加上罗睺、计都二曜。罗睺、计都是日行的黄道与月行的白道的两个交点。印度天文学认为,在这两个交点上隐藏着两个发光的星体,因此,它们和日月五星一起称为九曜。
        九曜历开头就说,它是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习传授。这一点和中国古代一样,把科技成果的创造归于神或圣人。
        三年以后,唐玄宗命令一行造大衍历。经过数年艰苦的工作,一行制成了大衍历。这是当时最优秀的历法。
        一行制历的时候,也是九执历正在翻译的时候。几年以后,大衍历制成,南宫说和瞿昙譔由于没参加改历工作,颇有怨言,于是一起非难大衍历,说大衍历是抄袭九执历。参加改历的陈玄景也非难大衍历,说它抄袭九执历,而且还没有抄好。
        为了弄清事实,唐玄宗下令让侍御史李麟和太史令桓执圭进行观测,以验证大衍历的好坏,比较它和九执历的优劣。结果,大衍历的准确率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九执历才百分之十至二十。
        从此以后,不断有人研究大衍历和九执历的关系,直到现在为止。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大衍历的方法及结果与九执历无关。
        大衍历和九执历无关,但不是与印度天文学无关。大衍历载有的得摩罗推日食法,就是受了印度历法的影响。
        中国历法推算上元积年,数字搞得非常繁琐。印度历法推算上元积年也很繁琐。但九执历没推上元积年,它只取一个较近的日子作为历法的起点。后来,我国古代有的历法就不再继续推算上元积年,经过二三百年的斗争,到元朝的授时历,终于取消了这个繁琐无用又带有神学色彩的历法项目。中国历法取消上元积年,固然是由中国历法本身的进步,但不可否认九执历的出现所带来的影响。
        当时中国有不少天文学家,都支持九执历,反对大衍历。说明当时九执历还是造成了广泛影响。大约由于九执历在争论中的失败,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也就逐渐缩小,而印度天文学家也就不再担任中国天文机构中的重要官员了。
        九执历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及印度数学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影响,是无法完全消失的。这种影响有些是潜移默化的,说抄袭不够恰当。完全否认它的影响,也不符合事实。
        唐代末年,印度僧人金俱咤来华,他的《七曜攘灾诀》提出了一个纯阳历的构想,提出以节气为每月月首,不再根据月亮作为计月的标准。约二百年后,沈括也提出了一个纯阳历,以节气为月首,以中气为月中。现代不少天文学家认为,沈括的历法构想,是比现行阳历更为合理的历法。沈括的构想,可能和金俱咤异曲同工,也可能是受了金俱咤的影响,因为沈括了解印度天文学。
        在《梦溪笔谈》中,沈括讲述了他演示日月食的实验,最后他说,中国计算日月交点所用的方法和印度不同,印度的方法,罗睺和计都是倒着推算,罗睺是升交点,计都是降交点。
        这说明,印度天文学对中国还是发生了不少影响,不少中国学者都学习了印度的历法。在这个交流中,僧侣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