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医学入中医
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门诸仙药方》、《婆罗门药方》、《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等。有些则直接以佛教的菩萨命名,如《龙树菩萨药方》、《龙树菩萨和香法》等。这是正式载入国家史书的印度医药学译著。实际上,当佛教传入之初,也同时传入了西域和印度的医学。
东汉末年,在安世高所译的佛经目录中,就有《人身四百四病经》、《人病医不能治经》。后来,鸠摩罗什又译出《耆婆脉诀》,其他译者译出《五明论》。有些是专科医学著作,如竺法护译《胞胎经》。有些直接标明是佛教医书,如《佛医经》等。据统计,佛教《大藏经》中有关医药学的译作约有二十多种。
传播印度医学的功劳,主要应归于僧人。
入内地的西域和印度僧人,常常把他们的医术也带进了内地。前面提到的佛图澄,不仅会变魔术,而且有相当高的医疗技巧。石勒的一个儿子突然昏死,经佛图澄抢救转危为安。据说有些难治的痼疾,经佛图澄治疗以后就可痊愈。因此,他之所以取得石勒父子的信任,并不仅是由于他的魔术。
中国僧人到印度取经,不仅学习佛法,而且常常介绍印度的医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讲到印度人吃饭以前必先洗手,有了病实行饥饿疗法,无效时才用医药。他说印度的医学,不仅有咒禁,而且有服药和针刺。玄奘以后,义净又到印度取经。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也记载了印度的饥饿疗法。他介绍了印度的医疗情况,有疮疡科,有针刺,有儿科,有普通医,有鬼病科,长生科和健身科,并且还介绍了印度的一些药方和药物。
医学著作的翻译和僧人的往来,使印度医学传入了中国。
像我国古代用五行去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一样,印度人用四大解释疾病的成因。四大说认为,人身由四大和合而成,疾病也与四大有关。《佛医经》把疾病按四大分类,认为它们的增多或减少都意味着某类疾病的发生。如风增多就起气病,火增多就生热病,水增多则起寒病等等。四大所得疾病,每一类有一百零一种,共四百零四种,称为四百四病。
四大及百一病的说法曾为不少中国医学家接受。陶弘景说,人由四大成身,每一大有一百零一种病。他还把葛洪的《肘后方》改为《肘后百一方》。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说,地火水风,和气成人,四气调和,人体健康,一气不调,百一病就发生,四气不调,四百四病就一起发生。
四大成病的理论,在隋唐时代的佛教中,可说是正式的病因论。 天台宗领袖智��,详细描述了四大所增的病相。地大增者,肿结沉重,身体干瘦;水大增者,痰阴胀满,食饮不消,腹痛下痢等等;火大增者,畏寒发热,四肢关节疼痛,大便干结,小便不通;风大增者,头晕目眩,身如飘絮,浑身颤抖疼痛,肺部发闷发胀,呕吐气喘。 智��引用佛经的话说,一大不调,百一病起;四大不调,四百四病一时俱动。 与此同时,智��还谈到五脏的病相。 他试图把印度医学和中医理论结合起来。
印度的医学理论,由于不能比阴阳五行更合理地解释疾病,所以也和九执历一样,在流行了一阵之后,也就销声匿迹了。但印度的一些医术,却保留了下来,这主要是金针拔障术。
据《大般涅槃经》记载,有个盲人求医,医生用金针打开了他的眼膜,于是盲者能多少看见一些东西。南朝萧恢,是梁武帝萧衍的异母弟,据说他曾患眼病,看不到东西,请来僧人慧龙为他治眼,慧龙一针下去,萧恢就豁然开朗。慧龙大约是中国僧人。这就是说,中国僧人已经掌握了金针拔障术。到了唐代,金针拔障术就正式记入了我国的医学典籍。
金针拔障术至今仍在中医中应用,不过已有了很大改进。至于饥饿疗法,在中国古代也影响很深。《红楼梦》说,贾府的人有了病,就实行饥饿疗法。贾宝玉、晴雯都用过这种方法。贾宝玉病好以后,因饿了几天嘴馋,还遭到丫头们的一阵奚落。《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可说明饥饿疗法已被许多人所接受。
耆婆是印度名医,翻译过来的许多医学书籍都以耆婆命名。耆婆的理论对中国医学也影响颇深。耆婆有句名言:一切物都是药。孙思邈认为这话讲得非常好。孙思邈说,万物之中,一切都是药。认识到无一物不是药,才是大医。所以他详细开列了许多药的名称,以证明所有的物都可入药。
当时各国往来中,医药是一重要项目。据史书记载,悦般国人剪发齐眉,涂上醍醐,就光泽无比。并说醍醐甚臭,人饮用它,头发牙齿已落的能够再生,病人服用它可治好疾病。悦般国还有一种草,能作止血药,割断人的颈动脉,血出数升甚至盈斗,服下这种草,须臾之间就可止血,一月之后一切平复,而且没有疤痕。这些药物,都传到了内地。
醍醐是和尚们屡屡称赞的最好饮料,它是一种奶制品,在传播这些医药的过程中,僧人也起了很大作用。
至于印度,出产琥珀、郁金香、苏合香等,都可入药。苏合香不是自然产物,而是由许多种香料由人工熬成的。郁金香花开时,先采下献给佛寺供佛,后来干枯丢掉,商人们就转卖他处。僧人们不仅了解这些情况,而且把印度的药方、药物介绍到中国。有人考证,从南北朝到隋唐,引入的印度药方有四十多种。孙思邈的《千金方》,还载有十多个印度的药方,如耆婆百病丸、服菖蒲方等等。
自然,交流是有来有往的,中国的医学也传入了印度。比如义净,就曾向印度介绍中国的医药。僧人为中印医药的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东汉末年,在安世高所译的佛经目录中,就有《人身四百四病经》、《人病医不能治经》。后来,鸠摩罗什又译出《耆婆脉诀》,其他译者译出《五明论》。有些是专科医学著作,如竺法护译《胞胎经》。有些直接标明是佛教医书,如《佛医经》等。据统计,佛教《大藏经》中有关医药学的译作约有二十多种。
传播印度医学的功劳,主要应归于僧人。
入内地的西域和印度僧人,常常把他们的医术也带进了内地。前面提到的佛图澄,不仅会变魔术,而且有相当高的医疗技巧。石勒的一个儿子突然昏死,经佛图澄抢救转危为安。据说有些难治的痼疾,经佛图澄治疗以后就可痊愈。因此,他之所以取得石勒父子的信任,并不仅是由于他的魔术。
中国僧人到印度取经,不仅学习佛法,而且常常介绍印度的医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讲到印度人吃饭以前必先洗手,有了病实行饥饿疗法,无效时才用医药。他说印度的医学,不仅有咒禁,而且有服药和针刺。玄奘以后,义净又到印度取经。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也记载了印度的饥饿疗法。他介绍了印度的医疗情况,有疮疡科,有针刺,有儿科,有普通医,有鬼病科,长生科和健身科,并且还介绍了印度的一些药方和药物。
医学著作的翻译和僧人的往来,使印度医学传入了中国。
像我国古代用五行去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一样,印度人用四大解释疾病的成因。四大说认为,人身由四大和合而成,疾病也与四大有关。《佛医经》把疾病按四大分类,认为它们的增多或减少都意味着某类疾病的发生。如风增多就起气病,火增多就生热病,水增多则起寒病等等。四大所得疾病,每一类有一百零一种,共四百零四种,称为四百四病。
四大及百一病的说法曾为不少中国医学家接受。陶弘景说,人由四大成身,每一大有一百零一种病。他还把葛洪的《肘后方》改为《肘后百一方》。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说,地火水风,和气成人,四气调和,人体健康,一气不调,百一病就发生,四气不调,四百四病就一起发生。
四大成病的理论,在隋唐时代的佛教中,可说是正式的病因论。 天台宗领袖智��,详细描述了四大所增的病相。地大增者,肿结沉重,身体干瘦;水大增者,痰阴胀满,食饮不消,腹痛下痢等等;火大增者,畏寒发热,四肢关节疼痛,大便干结,小便不通;风大增者,头晕目眩,身如飘絮,浑身颤抖疼痛,肺部发闷发胀,呕吐气喘。 智��引用佛经的话说,一大不调,百一病起;四大不调,四百四病一时俱动。 与此同时,智��还谈到五脏的病相。 他试图把印度医学和中医理论结合起来。
印度的医学理论,由于不能比阴阳五行更合理地解释疾病,所以也和九执历一样,在流行了一阵之后,也就销声匿迹了。但印度的一些医术,却保留了下来,这主要是金针拔障术。
据《大般涅槃经》记载,有个盲人求医,医生用金针打开了他的眼膜,于是盲者能多少看见一些东西。南朝萧恢,是梁武帝萧衍的异母弟,据说他曾患眼病,看不到东西,请来僧人慧龙为他治眼,慧龙一针下去,萧恢就豁然开朗。慧龙大约是中国僧人。这就是说,中国僧人已经掌握了金针拔障术。到了唐代,金针拔障术就正式记入了我国的医学典籍。
金针拔障术至今仍在中医中应用,不过已有了很大改进。至于饥饿疗法,在中国古代也影响很深。《红楼梦》说,贾府的人有了病,就实行饥饿疗法。贾宝玉、晴雯都用过这种方法。贾宝玉病好以后,因饿了几天嘴馋,还遭到丫头们的一阵奚落。《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可说明饥饿疗法已被许多人所接受。
耆婆是印度名医,翻译过来的许多医学书籍都以耆婆命名。耆婆的理论对中国医学也影响颇深。耆婆有句名言:一切物都是药。孙思邈认为这话讲得非常好。孙思邈说,万物之中,一切都是药。认识到无一物不是药,才是大医。所以他详细开列了许多药的名称,以证明所有的物都可入药。
当时各国往来中,医药是一重要项目。据史书记载,悦般国人剪发齐眉,涂上醍醐,就光泽无比。并说醍醐甚臭,人饮用它,头发牙齿已落的能够再生,病人服用它可治好疾病。悦般国还有一种草,能作止血药,割断人的颈动脉,血出数升甚至盈斗,服下这种草,须臾之间就可止血,一月之后一切平复,而且没有疤痕。这些药物,都传到了内地。
醍醐是和尚们屡屡称赞的最好饮料,它是一种奶制品,在传播这些医药的过程中,僧人也起了很大作用。
至于印度,出产琥珀、郁金香、苏合香等,都可入药。苏合香不是自然产物,而是由许多种香料由人工熬成的。郁金香花开时,先采下献给佛寺供佛,后来干枯丢掉,商人们就转卖他处。僧人们不仅了解这些情况,而且把印度的药方、药物介绍到中国。有人考证,从南北朝到隋唐,引入的印度药方有四十多种。孙思邈的《千金方》,还载有十多个印度的药方,如耆婆百病丸、服菖蒲方等等。
自然,交流是有来有往的,中国的医学也传入了印度。比如义净,就曾向印度介绍中国的医药。僧人为中印医药的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