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早期的社会活动,由于文化积累水平不高,尚处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历史阶段。在人类早期的音乐发展中,有两种历史文化侧度被鲜明地突现出来,一是它的交往性侧度,一是受自然生态环境影响,它发展中的多元渐进性及不平衡性侧度。
        原始社会中,人类生存行为的首要方面是与自然界及社会的交往。音乐活动正是这种交往行为的独特衍生物。正如与自然界交往的物质生产活动需要生产工具一样,音乐活动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既与人的两种生产相关联,又成为与人类精神之对象的神灵交往的重要工具。原始乐舞活动这种同人类精神与客观物质世界相联系的重要媒介和方式,其本身的指向及作用大都直接与交往性侧度相关。下述三种情况即是说明:一,将乐舞作为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的辅助性活动,希望通过乐舞活动促成农牧业生产的兴旺和氏族自身的蕃衍;二,将乐舞用于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在祀神祭祖活动中达到与神灵和先祖的沟通;三,将乐舞作为文化认同的手段,以获得氏族内部的团结及该社会秩序的巩固。乐舞文化的这种交往性侧度从河姆渡先民助猎骨笛清亮的笛音中,从伊耆氏族腊祭的祝辞声中,从“百兽率舞”的图腾舞容中……,得到十分明确的传达。
        乐舞活动自身的特点也是与交往性目的相适应的,乐舞活动过程即交往活动过程。原始乐舞的表演,常常被包容在重要或严肃的仪式活动中,有众人的集体参与。乐舞形式本身则是交感性的声音、言语和身体动态的复合行为,即最充分地调动人体的外部器官,使人内在的愿望、意志和情感外在化。通过感官上的触发和刺激,达到整个氏族群体精神上、情感上毫不掩饰的直接交流。如《诗·大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同时,乐舞活动具有交往行为的普遍有效性。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乐舞活动是氏族成员群体的情感、态度及愿望的表达,有共同的心理基础;二是乐舞活动有明确的指向和目的性,内含具体的信息;三是这种活动得到氏族成员的认同,并获得了确切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效能。正是基于此,原始乐舞活动才从情感的狂澜中,从如痴如狂、如火如荼的热烈场面中展露出它超验性的交往力量,这种超验的交往性即是乐舞活动社会功能最深刻的文化内涵之所在。
        早在原始社会,我国音乐文化即已初现多元一途的格局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黄河及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出土的音乐文化器物已经表现出了相似与相异的文化特质。在相距近两千公里之遥的黄河上游甘肃永靖地区与长江下游江浙地区均发现同是用鸟兽骨制成的笛类乐器。此时,生活在不同区域上的氏族聚落已有某种相似的音乐实践,这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多元性侧面。另一侧面是,更为相近的河南贾湖骨笛与浙江河姆渡骨笛,在文化特征上则有所差异,前者开孔集于笛管一端,吹口为另一端,后者开孔基本对称于笛管两端。此外,从已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埙大致地理分布看,形成一条明显的带状分布区域,即西起甘肃玉门,经陕西西安,山西万荣、太原,山东潍坊,再经江苏邳县、南京,止于东南的浙江河姆渡。这一狭长的地理分布带,正是历史上炎、黄族,东夷族等氏族集团生活和活动的区域。他们的频频迁徙和相互间交往应该与音乐文化多元一途格局的形成有关。埙这种乐器沿用上千年,除前后期形制上不大的变化外,基本上朝着保留其原有文化特质的方向发展,一种长期而稳定的音乐文化心态存在其中是显而易见的。我国音乐的早期发展,一方面以陶埙为代表,其音孔逐渐增多,发音能力逐渐增强,发展呈明显的演进序列;一方面又存在早于河姆渡骨笛近千年的贾湖骨笛具有更加优越的发音性能的事实,地域差别的同时又显示出音乐文化在发展上的不平衡性。
        华夏先民音律观念形成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即已出现重大飞跃,表现在固定音高乐器(如埙、骨笛)的出现。贾湖骨笛骨管上用于开孔的等分刻画记号,是贾湖先民有选择音高的愿望和要求的说明。山西省万泉县荆村出土新石器时期三枚陶埙的测音显示,尽管绝对音高或标准音高在该地区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但乐器朝旋律性方向发展的事实则表明,华夏先民早期的音阶或调式观念已开始萌芽。另据甘肃玉门市火烧沟新石器晚期至早商的三音孔陶埙的测音结果,“此时五声音阶的应用已相当成熟,甚至六声、七声音阶的应用也可能已经成为客观事实,至于其渊源则必更为久远。”(参阅《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十一章)这里的历史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华夏早期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华夏先民在长期音乐实践中所迈出的极可喜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