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群体
在宗法社会里,心理理性化最积极的效果是产生了群体凝聚力。
当整个人类刚刚走出蛮荒,不得不用最简陋的生产工具面对世界的时候,东方各群体的地理条件有着一个共同点,无论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是古中国,都依傍某些大河流(尼罗河、幼发拉底与底格利斯河、恒河以及我们的黄河、长江),而缺少欧洲那种有利于农田灌溉的中小河流网络。为了生存,这些土地上的人们只得将自己低下、微弱的生产力凑合到一起,去承担兴修水利的艰巨工程。集结、收拢生产力需要一呼百应的绝对权威,于是,权盖一切的集权统治者,在这些东方土地上出现了。与此相应的是,在当时,相对欧洲松散的社会生产力,强大的东方社会总生产力,创造了灿烂的古文明。
中国的大一统秩序,一开始就依赖“礼乐”制度。古人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从字面上说是讲究礼仪,实则引伸为循规蹈矩的象征。“乐”,字面上是指宫廷雅乐,实则强调其对“礼”的辅佐。“礼乐”并称,狭义专指有音乐和乐舞的仪式礼典,其实,这两个字总是被扩其意,成为大一统秩序的象征。规模宏大的典礼,原本就是一种聚合性行为,把音乐这种对人心最有渗透力的艺术形式与典礼结合在一起,其聚合之功效便可想而知。
宫廷礼乐制度最完备的时期是西周,当时许多贵族礼仪如祭祀天地神明的“郊社”、祭祀祖先的“尝”、各种“食飨”(与政治、外交相关联的重大宴会)、“飨”(乡里贵族财主聚会)、“王师大献”(凯旋庆典)、“行军田役”(军事演习性质的狩猎)等都离不开雅乐。与礼仪的程序规定相一致,雅乐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定。歌唱、舞蹈、器乐演奏所用的调式和乐曲,各个不同乐曲的演奏顺序,在不同礼仪上使用,各有区别,而且帝王公侯士大夫们依等级尊卑之不同而拥有不同的乐舞人数——天子八佾(一佾为八人),诸侯六佾,士大夫四佾,士二佾——象征专制社会的等级秩序。雅乐使用的主奏乐器往往是编钟编磐,这两种乐器的贵重程度决定了雅乐不可能是普及型的音乐种类。配合“礼乐”制度,当时还有一整套礼乐教育——包括乐德、乐仪、乐语、乐舞(当然这种教育的范围还仅限于贵族子弟)——于是,音乐的心理理性化作用,使国家的整体利益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以贯彻;在音乐创造的庄重气氛中,播撒、培育对帝王权势、尊卑秩序的归心认同。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帝王在“礼乐”中寄托的功利目的,并非仅仅有利于帝王个人。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客观上也造福于整个华夏民族:产生过凝聚古华夏民族之力量,起过使华夏古文明烨烨生辉的积极作用。诚如陈伯海在《中国文化之路》中所说:
“礼”是一整套涉及社会名分、伦理规范、人际关系、行为方式等的规定,是适应着巩固宗法秩序的需要而被设计出来的,它的作用在于将人的全部思想行为纳入既定的框架里,使社会融合凝聚为一个整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礼”主要是在理性的层面上制定规范,有时不免显得生硬,那么还有一种工具正可以在感性的层面加以补充,那便是沟通和交流着人们情感的“乐”。所谓“乐和同,礼别异”(《荀子·乐论》)恰好指明后者的功能。“礼”“乐”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群体的和同而创造出来的。“和”是目的,“礼乐”便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是导向,“礼乐”便是必由的阶梯。
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清楚地表明,人类的发展是如此地依赖群体的合力,尤其是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哪个群体产生了凝聚群体力量的良方,它所属的土地就有发展,这几乎是一种必然规律。起初人们不约而同地仰仗图腾崇拜。稍后,一些国家转而依靠宗教。于是,几个大宗教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国教。古中国却另辟蹊径,以礼乐制度、礼乐思想调理民心。结果是,曾在很长时间内,中国走在人类发展的前列。当然,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礼乐”精神同时出色地培育了集权的种子,使它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无与伦比的茂盛。它的根须无孔不入,它的树阴浓密匝地。应该说,如果多元精神是当今竞争时代之需求,那么一元精神则是生产力低下的人类发展原始阶段之需求。尽管春秋晚期,雅乐——“礼乐”制度的典型形式走向衰败,出现“礼崩乐坏”的趋向,但是,“礼乐”作为一种依赖音乐聚合民心的传统精神却在中国大地上犹如幽灵,盘桓不去数千年。这与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传统有关,也与儒学在汉以后逐渐受到上层重视的事实有关。儒家历来看重音乐的参政功能。对此,儒家经典多有论述: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乘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吕氏春秋·适音》)
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于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礼记·乐记》)
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礼记·乐记》)
总之,儒家因认为“礼乐”是对人的性情具有调节规范作用的“王政之大纲”而乐此不疲地着力张扬。于是,当着儒学作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经各种渠道上下输送时,“礼乐”思想也自然播散开来。久而久之,当“礼乐”腾跃出它的狭义内涵而以乐的聚合传统深入人心时,它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群体意识的一种文化特色。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为人父母者,向子孙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谁也折不断。与这种精神相一致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传统音乐很难找到个体环节:《太阳出来喜洋洋》,表现的是四川人的自信;《信天游》吐露的是陕北人的苦涩。泼辣的辽南鼓吹、柔媚的江南丝竹、典雅的福建南音,都不体现个体风格而凝聚着地域的群体文化精神。中华民族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并非都没有“乐的聚合传统”,只是我们民族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从山东曲阜孔庙的祭典音乐(那已是不被承认的“假雅乐”)中感受到肃穆的、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气氛。这不能不说是“礼乐”之民族精神聚合传统的延续。懂得中国自古便有这种特殊传统,就不会惊诧,在我们民族遭受外族欺凌的危亡时刻,为什么会出现《黄河》、《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大批具有划时代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凡听过《黄河》大合唱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八年,还是在蓬勃发展的当今中国;无论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华人聚居地,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人区,每每演唱《黄河》,台上演员与台下听众席里所有华人、华裔的民族认同心理都会得到超常的升华而汇总为一股排山倒海、直冲霄汉的庞大气势和精神力量。而那些非华人、非华裔,也往往会在如此惊心动魄的民族精神聚合的气氛下,肃然起敬。在这些乐曲中,尽管作曲家使用的是从西方传入的作曲技法,但借用音乐作品感召民众的意图,却是与数千年前钟鼓齐鸣的雅乐时代之民族精神聚合传统一脉相承的。这一传统,过去、现在、将来都曾为或将为我们民族群体的生存、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整个人类刚刚走出蛮荒,不得不用最简陋的生产工具面对世界的时候,东方各群体的地理条件有着一个共同点,无论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是古中国,都依傍某些大河流(尼罗河、幼发拉底与底格利斯河、恒河以及我们的黄河、长江),而缺少欧洲那种有利于农田灌溉的中小河流网络。为了生存,这些土地上的人们只得将自己低下、微弱的生产力凑合到一起,去承担兴修水利的艰巨工程。集结、收拢生产力需要一呼百应的绝对权威,于是,权盖一切的集权统治者,在这些东方土地上出现了。与此相应的是,在当时,相对欧洲松散的社会生产力,强大的东方社会总生产力,创造了灿烂的古文明。
中国的大一统秩序,一开始就依赖“礼乐”制度。古人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从字面上说是讲究礼仪,实则引伸为循规蹈矩的象征。“乐”,字面上是指宫廷雅乐,实则强调其对“礼”的辅佐。“礼乐”并称,狭义专指有音乐和乐舞的仪式礼典,其实,这两个字总是被扩其意,成为大一统秩序的象征。规模宏大的典礼,原本就是一种聚合性行为,把音乐这种对人心最有渗透力的艺术形式与典礼结合在一起,其聚合之功效便可想而知。
宫廷礼乐制度最完备的时期是西周,当时许多贵族礼仪如祭祀天地神明的“郊社”、祭祀祖先的“尝”、各种“食飨”(与政治、外交相关联的重大宴会)、“飨”(乡里贵族财主聚会)、“王师大献”(凯旋庆典)、“行军田役”(军事演习性质的狩猎)等都离不开雅乐。与礼仪的程序规定相一致,雅乐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定。歌唱、舞蹈、器乐演奏所用的调式和乐曲,各个不同乐曲的演奏顺序,在不同礼仪上使用,各有区别,而且帝王公侯士大夫们依等级尊卑之不同而拥有不同的乐舞人数——天子八佾(一佾为八人),诸侯六佾,士大夫四佾,士二佾——象征专制社会的等级秩序。雅乐使用的主奏乐器往往是编钟编磐,这两种乐器的贵重程度决定了雅乐不可能是普及型的音乐种类。配合“礼乐”制度,当时还有一整套礼乐教育——包括乐德、乐仪、乐语、乐舞(当然这种教育的范围还仅限于贵族子弟)——于是,音乐的心理理性化作用,使国家的整体利益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以贯彻;在音乐创造的庄重气氛中,播撒、培育对帝王权势、尊卑秩序的归心认同。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帝王在“礼乐”中寄托的功利目的,并非仅仅有利于帝王个人。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客观上也造福于整个华夏民族:产生过凝聚古华夏民族之力量,起过使华夏古文明烨烨生辉的积极作用。诚如陈伯海在《中国文化之路》中所说:
“礼”是一整套涉及社会名分、伦理规范、人际关系、行为方式等的规定,是适应着巩固宗法秩序的需要而被设计出来的,它的作用在于将人的全部思想行为纳入既定的框架里,使社会融合凝聚为一个整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礼”主要是在理性的层面上制定规范,有时不免显得生硬,那么还有一种工具正可以在感性的层面加以补充,那便是沟通和交流着人们情感的“乐”。所谓“乐和同,礼别异”(《荀子·乐论》)恰好指明后者的功能。“礼”“乐”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群体的和同而创造出来的。“和”是目的,“礼乐”便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是导向,“礼乐”便是必由的阶梯。
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清楚地表明,人类的发展是如此地依赖群体的合力,尤其是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哪个群体产生了凝聚群体力量的良方,它所属的土地就有发展,这几乎是一种必然规律。起初人们不约而同地仰仗图腾崇拜。稍后,一些国家转而依靠宗教。于是,几个大宗教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国教。古中国却另辟蹊径,以礼乐制度、礼乐思想调理民心。结果是,曾在很长时间内,中国走在人类发展的前列。当然,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礼乐”精神同时出色地培育了集权的种子,使它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无与伦比的茂盛。它的根须无孔不入,它的树阴浓密匝地。应该说,如果多元精神是当今竞争时代之需求,那么一元精神则是生产力低下的人类发展原始阶段之需求。尽管春秋晚期,雅乐——“礼乐”制度的典型形式走向衰败,出现“礼崩乐坏”的趋向,但是,“礼乐”作为一种依赖音乐聚合民心的传统精神却在中国大地上犹如幽灵,盘桓不去数千年。这与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传统有关,也与儒学在汉以后逐渐受到上层重视的事实有关。儒家历来看重音乐的参政功能。对此,儒家经典多有论述: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乘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吕氏春秋·适音》)
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于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礼记·乐记》)
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礼记·乐记》)
总之,儒家因认为“礼乐”是对人的性情具有调节规范作用的“王政之大纲”而乐此不疲地着力张扬。于是,当着儒学作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经各种渠道上下输送时,“礼乐”思想也自然播散开来。久而久之,当“礼乐”腾跃出它的狭义内涵而以乐的聚合传统深入人心时,它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群体意识的一种文化特色。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为人父母者,向子孙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谁也折不断。与这种精神相一致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传统音乐很难找到个体环节:《太阳出来喜洋洋》,表现的是四川人的自信;《信天游》吐露的是陕北人的苦涩。泼辣的辽南鼓吹、柔媚的江南丝竹、典雅的福建南音,都不体现个体风格而凝聚着地域的群体文化精神。中华民族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并非都没有“乐的聚合传统”,只是我们民族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从山东曲阜孔庙的祭典音乐(那已是不被承认的“假雅乐”)中感受到肃穆的、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气氛。这不能不说是“礼乐”之民族精神聚合传统的延续。懂得中国自古便有这种特殊传统,就不会惊诧,在我们民族遭受外族欺凌的危亡时刻,为什么会出现《黄河》、《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大批具有划时代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凡听过《黄河》大合唱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八年,还是在蓬勃发展的当今中国;无论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华人聚居地,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人区,每每演唱《黄河》,台上演员与台下听众席里所有华人、华裔的民族认同心理都会得到超常的升华而汇总为一股排山倒海、直冲霄汉的庞大气势和精神力量。而那些非华人、非华裔,也往往会在如此惊心动魄的民族精神聚合的气氛下,肃然起敬。在这些乐曲中,尽管作曲家使用的是从西方传入的作曲技法,但借用音乐作品感召民众的意图,却是与数千年前钟鼓齐鸣的雅乐时代之民族精神聚合传统一脉相承的。这一传统,过去、现在、将来都曾为或将为我们民族群体的生存、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山东曲阜祭孔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