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中国古代缺少地域间交流,缺少通讯渠道,且疆土幅员非常辽阔,因此而产生的多地域音乐文化,堪称千姿百态。同时,中国又是多民族的聚居地,世界三大乐系的典型音乐范例都不缺乏。这些地域音乐与民族音乐是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影响下自发生成的。多彩的音乐文化背后,蕴藏的是各种鲜活的性格。
        蒙族和哈萨克族同是游牧民族,音乐文化却迥然不同。蒙族音乐多用色调较暗的五声音阶羽调式,长调歌曲的节拍散得如同草原上顺风飘散的花絮,长音处喜用似颤抖又似牲畜鸣叫的音腔;短调歌曲多用有弹性的规整节拍——颇有骑马驰骋之感,常带一种逆旋律趋势而行的甩音——让人想起骑士甩动的马鞭。哈萨克的音乐文化特色突出地体现在“安”(抒情独唱曲)里。“安”多用色调明朗的七声音阶大调,节拍缓慢而规整,与旋律的大幅度起落共同构成壮丽恢宏的艺术效果。从整体上看,蒙族音乐偏重略带忧郁的深情;哈萨克音乐(主要指“安”)舒展、开朗。两个民族的群体性格差异不言自明。
        维吾尔族与汉族音乐性格差异更大。维吾尔族的民间歌舞热烈得像一盆火。不仅音乐上充分表现了情绪的躁动,大量使用闪板开始的乐句——具有挑逗感;还使用“为了你,我愿献出生命”之类火热的歌词;又配以眼神的左右顾盼和脖子、两臂、双肩、手腕、腰身、双腿、双脚……几乎全身所有能动的部位都调动起来的激烈动作。汉族一般不借歌舞传递爱情,即便是情歌,相对维吾尔族的情歌来讲,也要温和、含蓄得多。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几十个民族的音乐文化中都有各自的审美情趣,各自的民族性格尽在其中。
        就在汉人居住的大片土地上,因地形地貌、温差经纬、历史变迁等等异同所造成的地域性格,在传统音乐中也显而易见。
        “杏花春雨江南,骏马西风塞北”。从大范围来讲,江淮以南与江淮以北——所谓南方与北方,前者的音乐纤细柔和,起伏不大,与那淡雅、清丽的江南刺绣,小巧玲珑的苏州园林,以及柔软婉转的呢哝吴语相一致;后者的音乐相对前者就粗放豪爽、跳动感较强,与华北平原农村那大红大绿的女人装束,朴拙鲜亮的布老虎、虎头鞋,壮伟、威严的皇家宫阙相一致。
        “信天游”是西北地区极有影响的山歌,它以常带哭腔和骤起缓落——感叹意味的旋律构成凄然苍凉的总体格调。听着信天游,常让人想起陕北黄土高原的贫瘠荒凉;“神歌”是西南地区的山歌,它的音调轻松、爽逸,透着富庶给人的自信,也透着青山绿水孕育的浪漫情怀。
        有趣的是,山西乃陕北的近邻,其音乐中却多了一些活泼的节奏、上行大跳的旋律线,似乎是人口较密集的晋地,人们靠红火的风俗活动、人际交往而消解了或掩饰了不少苦痛。
        湖北与湖南同是古代楚之疆域——分称荆楚与湘楚,两地音乐相比之下,前者任性、跳跃、捉摸不定;后者柔顺、温和得多,恰似两地的自然景观,荆楚众山险峻,有神秘难测的华中制高点——神农架;湘楚却尽是和缓的绿色丘陵。两地音乐上的差异,正是不同自然景观对人们心态影响的折射。
        更有意思的是闽地,这南方临海的门户,其音乐,尤其是当地最流行的南音,却比内地音乐还要具有古意,这就如同老年人在铜锁樟木箱子里珍藏的寿字图案绸缎——虽陈旧,却华贵典雅。及至深入闽地,便会发现,正是这海外侨胞最多的地域,才会那么珍视自己家乡的传统文化。它的传统音乐文化是在游子们浓浓乡情的参与、呵护下代代相袭,留存至今。
        总之,中国传统音乐中大量带有着显示生命本真的特征,民间音乐因地域、民族不同,显示出种种鲜活的个性。这是与西方音乐迥异其趣的。
        欧洲由于很早走入音乐的专业化生产,技艺在音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技艺如和声、曲式、复调往往建立在数理基础上)。如今,在西方某些工业发达的地区,已很难找到多少与地域人文、民族性格紧密相联的民间音乐。而在中国,几千年农业大国的根基,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民间音乐文化传统。难怪,当西方有识之士慨叹工业化对人的异化而大声疾呼回归人的本真时,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