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基督教的原罪说,在上帝面前,人类负载着与生俱来的罪恶。于是西方人虔诚地赞美上帝、圣母,把最美的诗歌、绘画、音乐敬献给另一个世界——天堂,而用犀利的文字、浓重的油彩、沉郁的音响,揭示人性中的丑恶。因此人称西方世界的传统文化是罪感文化。由此西方音乐在揭示矛盾方面具有某种优势。
        东方的另一文明古国印度,其宗教对音乐文化的渗透更是深入,在他们的传统音乐中,最美的歌曲几乎都与宗教相联系。这一点,与西方有些相似。
        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得到过君临一切的位置。相对前两者,一般中国人比较看重人间的温馨生活,习惯于回避矛盾,态度平和,人称乐感文化。孔夫子的“乐而忘忧”即此意。梁漱溟诠释这四个字时说:“他原不认定计算而改情志系于外,所以它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决没有哪一刻是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所以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绝对的乐。”
        在中国汉族大片的平原上流传着许多民间小调,像《剪靛花》、《茉莉花》、《绣荷包》、《绣灯笼》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节拍规整、曲调流畅、情绪起伏不大。当你哼唱起这些小调时,会产生一种轻松、愉悦,即便歌词内容是在叙述夫妻生死离散的悲剧(如《孟姜女》),或是诉说穷苦生活的艰辛(如《盼五更》),其曲调也既不苦也不悲,乐音的形式美感远远超出歌词内容给人的感受。这种小调,与其说是在抒发感情,不如说是在追寻一种感官的舒松。说到底,这也是一种玩味的心态,一种乐观幽默的艺术精神。既是无奈,也是坚韧。
        “锣鼓喧天”,是中国人在描述热闹场面时经常使用的词语。中国的传统锣鼓乐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想必也是乐感文化的突出特征。锣鼓乐的音响因较少音高与音量的限制而具有一种肆无忌惮的直畅。与之相配的常常是被民间称作“响器”的唢呐和笙(有时还有管子)。仅从“响器”的称谓上,就可想而知这两样乐器突出的音响特征。中国民间喜欢用锣鼓和“响器”烘托节日气氛。在锣鼓与响器织就的乐曲中,没有忧愁,没有缠绵,只有勃勃生机在人群中聚合而无限升腾的气氛。这是民间音乐的另一种韵致。
        集民间小调与锣鼓、响器之大成,更显示苦中作乐精神的还有民间歌舞。无论是北方的秧歌,还是南方的各种花鼓、花灯、茶灯、舞春牛,它们尽管千差万别,却都是群众性的,也都能渲染热闹欢乐的情绪。即便有些歌舞的歌词内容是诉苦的,如安徽凤阳花鼓里的《凤阳歌》、湖北三棒鼓里的《逃水荒》,其鼓点、旋律、舞姿依然以欢娱为主,仍不失为苦中作乐。这种情况在其它民间艺术里也普遍存在。有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十三岁就开始流浪生涯,边逃荒,边铰花卖艺。可是他的剪纸作品总是流露着温厚诙谐的情趣。他还常边剪花边高高兴兴地唱:“人是阳间浑水鱼,欢乐一日少三晌,欢乐一晌少几时。”另有一位民间剪纸大娘也说:“哭哭啼啼的画儿不好看,谁不盼个红火热闹。”这就是民间的超越精神——用红火热闹换取对人间苦难的暂时遗忘。这基于一种补偿心理。底层生活太苦了,人们需要在民间艺术中创造欢乐,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维持生存的欲望。在我国民间,有这样一种现象,特别苦寒、荒凉、贫瘠的地方,人们对喜事、对节日往往办得特别隆重。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区和陕北、晋北等地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个普通人家办喜事,就会有成百人自愿参加,且狂热地自发组成一个庞大的欢庆队伍。民俗节日的欢庆活动,更是全民性的盛大的欢乐活动,男女老少不管是唱的、跳的、玩杂耍的,还是看热闹的,全都忘记一切烦恼,投入欢乐的海洋。这有些像西方的狂欢节,只是狂、醉的程度,方式不尽类同。可见需要创造欢乐以取得心理补偿,是人类的共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乐而忘忧,是乡土音乐的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