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歌舞的行列里,总有人打着伞—— 祈盼“雨顺”,也总有人挥舞着扇子或手绢——祈盼“风调”。“风调雨顺”是最典型的庄稼人欲求。
        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典型的古代农业经济。其社会型态的主要特点是,上面有高度的中央集权,下面有超稳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面的中央集权靠改朝换代来维持巩固,即每当一个王朝的君主丧失集权能力的时候,必有人取而代之。新坐朝的开国君主往往较开明,在后宫里长大的继承者则一代不如一代,当朝政腐败到一定时候,必出现下层起义、或权臣篡位以改换门庭,于是中央集权又稳固了。此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下面的经济结构却改变缓慢,其阻碍结构性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专制统治者视商业阶层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实行打击政策,历朝历代的变法、改革,总也忘不了“崇本抑末”。“本”,即农业;“末”,即商业。“崇本抑末”即扶持农业,抑制商业。而商业才是孕育工业经济的苗床。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不抑制商业,因此它能够很早转入工业经济,我们的古代农业经济却难以直接长入工业经济。农业,是一种急不得躁不得的生产劳动。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得依节令耕作,从犁田耪地到谷物归仓,中间要经过两三个季节,而我们并不彻底的私有制又往往使人较少竞争意识,祖祖辈辈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农民便自然地生成一种乐天知命的心态。他们在民间艺术里寄托着五谷丰登、多子多孙、吉祥如意等实际生活的欲求。民间美术里存在大量祈福、祈祥的内容,采用谐音与象征寓意组织的图案花纹。如金鱼和水缸的寓义是“金玉满堂”,松与鹤的寓义是“延年益寿”,小儿放爆竹的寓义是“竹报平安”……在这种功利性极强的艺术作品中,金鱼是否栩栩如生,水缸是否具有质感,小儿燃点爆竹的姿态是否逼真等审美意识显然并不重要,画面背后的寓义才是它们存在的真实价值。与这些民间美术紧密联系的,自然还有民俗活动中专用的民歌,如春节前张贴木板灶画时唱的《灶歌》、《送房歌》等,它们在民俗活动中与民间美术、戏曲、舞蹈等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自足的民间艺术审美文化圈,这种文化圈内的价值观是大体统一的。
        在民间音乐中,功利目的更明显的还有那些与农事耕作、求雨等等实际利益相联系的民间歌舞,如流行于南方的《春牛舞》(用以祈祝春耕顺畅)及许多地区的歌舞、锣鼓(这些歌舞和锣鼓现在虽已用于娱乐,但其产生之时是出于功利目的的)。至今一些地区的锣鼓装束仍为头戴树叶冠(祈雨目的的痕迹)。
        中国缺少西方那种能够净化人灵魂、升华人心境的宗教音乐。中国的超越精神主要不在宗教音乐里。重功利,是中国宗教传统的一大特点。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自古以来,中国农民所崇拜的神灵多半与民生福祸直接相关,他们无论是尊天亲地或是祭神祀鬼,不是为了祈福就是为了避祸,大多从实利出发,少有那种超然世外的忘我的宗教意识。冀中平原的乡村中,有一种民间传统乐社“音乐会”,分布很广,是专为民间祭祀和礼俗仪式而设置的。这种“音乐会”的源头,至少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可见其传统之深厚。这类音乐会的祭祀任务一般包括六项:
        ①游庙。每年正月初一,各音乐会都要代表全村人的心愿“踩街”(行走)奏乐,遍游村内各庙,向诸神拜年。如今庙宇已不存在,但这种仪式仍保留了下来。
        ②驱邪。冀中东部地区(包括武清、安次等地)的音乐会,每年正月十五、十六两夜要举行“放灯科”仪式。是夜,村民于各水井中和村巷阴避处安放荷花灯笼,音乐会沿一路灯火徐步缓行,走街吹奏,俗谓“送鬼”,意在驱邪禳灾。
        ③迎神。冀中西部地区(包括涞水、易县等地)的音乐会,至今仍保留着新年迎神的仪式。仪式在正月初七至十四日之间举行,届时由村民集资在村中搭棚设坛,音乐会举行开坛迎神、奏乐诵经、祭供吃斋等一系列仪式活动,在此期间,村民们则轮流入棚上供、焚香、祭拜。
        ④祀鬼。农历七月十五,民间俗称“鬼节”,各地原有放赦施食的祀鬼活动,冀中民间有“放河灯”照冥习俗。当日,音乐会必聚宴、奏乐一天,入夜随放河灯的人群至水边大吹大擂一番,含祭奠超度鬼魂之意。
        ⑤求雨。旧时每逢天旱,香首(音乐会头领)便出面组织音乐会为村民祭神祈雨。小旱在村内龙王庙演奏娱神;大旱则随求雨队伍出行游神,并举行取送“神水”等仪式。近几十年来,此风俗已因农村灌溉设施的完善而消亡。
        ⑥进香。进香亦名“拜香”,是旧时一种求神拜佛的群众性庙会活动。冀中民间进香,惯以乐舞百戏组成香会,有高跷会、杠翘会、少林会、十番会等,音乐会便是其中的一种香会。
        音乐会祭祀的许多重点对象,也都是与民间生产、生活以及人们的生老病死密切关联的神,如:“后土”——大地女神、“二楞爷”——河道水神、“药王”——医病神、“娘娘”——主嗣子、“地藏”——主生死、“观音”——救苦救难。他们对待至高无上的道教“三清”和佛祖“释迦”虽不能不敬,但这类神佛的“功能”毕竟离农民的实际需要甚远,所以便对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充分体现了农民重实利的宗教价值观。(参阅薛艺兵《从冀中“音乐会”的佛道教门派看民间宗教文化的特点》)冀中“音乐会”的功利目的,在中国农村颇具代表性。
        中国民间音乐中那些还未脱离实际功用而独立出来的原生音乐形态,如劳动号子、叫卖调、哭丧调、摇儿歌等等,虽往往较粗陋,却最直接地反映着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它们与其它民间音乐一样,忠实地折射了这片土地上的民生状况。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认为,“文化是一种适应方式”,音乐文化是从音乐的角度展示的一种适应方式。因此它们的研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追寻艺术发展的源头,在人类任何群体的老祖宗那里,艺术的起源都未逃脱功利目的先于审美目的的规律。因此,任何人类群体的音乐文化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包括功利精神,只是各自的功利精神在整体音乐文化中的比例关系不同,存在位置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