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舒展:结构组合特征
中国建筑中没有如罗马万神庙、巴黎圣母院、伦敦圣保罗教堂那样激动人心的、单体的、巨大空间体量的穹形立体几何式建筑。但欧洲也没有北京故宫、天坛、唐长安城那样气度轩昂的群体组合建筑。
平面组合
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它不以单一的个别的建筑为特色,而是以那些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且相互连接、配合的群体建筑为代表,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造型的有机安排。也可以说,中国建筑艺术在造型结构方面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组织平面空间序列。
平面序列组合的结构原则,主要是从建筑空间的尺度转变构成节奏,用节奏创造美的空间环境。如北京故宫,从正阳门至景山,在一条长3.5公里的笔直的中轴线上,布置了十四个主要庭院,它们交错使用收(聚)、放(散)两种空间手法以改变视觉效果,从而形成空间节奏变化。又例如,唐宋至明清的陵墓或某些名山寺院,它们的序列都很长,但建筑物不多,只起到画龙点睛或是某个序列阶段标志的作用。明十三陵的空间序列,从石牌坊到长陵主体长达6公里,中间序列有石牌坊、大红门、碑亭、神道石像生、石桥等,并融合着周围的山峦、树林、河道等,到达棱恩殿形成高潮,再至方城明楼陵丘而结束。总之,平面序列组合追求空间直观与时间距离的渗透,其时空关系统一表现为线的运动,即将空间融合到时间的推移中去,拉长路线,使建筑不单可看,而且可游。因此,中国建筑重视群体规划、平面序列设计与游赏路线。
中国音乐结构的组合最主要的方式是曲牌与曲牌的联套或不同板式的组合。每一个曲牌或板式都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和表现功能,不同的曲牌联在一起,便组成音乐的“群体建筑”。曲牌联套体结构,由说唱音乐唱赚、诸宫调,经过杂剧、南戏的发展与提高,至昆曲进入成熟阶段。在以梆子、皮黄为代表的板腔体音乐出现之前,曲牌体结构组合是说唱音乐、戏曲音乐乃至器乐曲的主要形式,对中国音乐形式有着重大的影响。以昆曲的“套曲”(即联套体)来讲,“套曲”是根据实际演唱的经验形成的,证明某些曲牌的相互作用和连接有着一定的序列安排,并适用于某种人物和某种场合。特别奇妙的是,有时同一曲牌在不同戏、环境和不同情绪中表情意义完全不同。如昆曲[山桃红]一曲在《牡丹亭》、《惊梦》中是欢悦的表意,而在《琵琶记》、《书馆》中则是悲痛的表意。为何同一曲牌可以形成不同的表意功能? 这主要因为每一曲牌都有其固定形式,即词格、字数、平仄、押韵等的基本固定,因此字位及基本腔也大致相同。新的唱词在内容上可以不同,但在词格、字数、字位上是基本相同的,不同唱词的内容和表意可以灵活改变原有曲牌的某些腔调,这些就是演唱者和使用者们需要进行创造的地方。正是由于曲牌有这种表意多变的适应性,所以,不同曲牌的新的“群体”组合便层出不穷,使“套曲”的组合形式充满活力。中国音乐结构没有像西方音乐那样以和声、复调几何逻辑推导的立体式结构的发展,而西方音乐也没有发展出像中国这样多变的音乐曲牌体联套的平面序列组合。
起承转合与散慢快散
“起承转合”是元代文人范椁提出的有关旧体诗文章法结构的术语。范椁说:“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起指开端、起始;承指过渡、承继上文进一步展开申述;转指转折,往往与前形成反向或对比;合则指收合,是全文之结语。
“起承转合”原则也被运用于中国音乐结构,小至音乐段落,大至音乐套曲,都常常包含着这一原则。这大概也是由于中国音乐结构与文学诗词结构有相通之处。下表是古代唐大曲和现存陕西鼓乐结构的对照,它们的内在有机连接正反映出“起承转合”的结构原则。(下表引自叶栋《民族器乐曲式分析》)
在中国建筑中,也可以看到“起承转合”原则的运用。王路的《试论山林佛寺的结构章法》一文(《建筑师》第29期)详细论述了“起承转合”作为山林佛寺建筑的整体结构脉胳的问题。其大致情形是:山林佛寺多以山门为“起”点,以香道为承继、过渡,然后宕开一笔,通过一突然的空间变化或转折,达到“合”之高潮。如第199页图示。
如果说“起承转合”在中国音乐与建筑中起着内在形式连接的作用,那么,“散慢快散”便是其空间节奏序列的显现。
中国音乐中大型音乐结构(包括曲牌联套体和板腔体结构)的外在空间节奏序列常常是散慢快散。戏曲中如京剧主要人物的核心唱腔(相当于西方歌剧咏叹调)的基本节奏段落为:散起(散板或导板)——承继(慢板、原板)——转折(流水、快板)——散板或叫散。在大型器乐合奏中,如唐大曲和陕西鼓乐也体现了散慢快散的节奏序列组合。
作为中国建筑群的一个典范,故宫的平面空间序列组合也显现了起承转合与音乐散慢快散(落)的有机形式,起:如散起的节拍,天安门城楼前是横向展开的宽阔自由的空间节奏——天安门广场;承:“上板”,进入正式节奏空间,从天安门城楼下进入天安门,与端门之间形成一个较小的空间,尽头是威严的午门;转:改变节奏空间,午门与太和门之间变为横向广庭,舒展开阔;合(散):经太和门入太和殿前广场,顿觉宏伟庄严,正前方是凌驾一切的太和殿,太和殿构成整个建筑序列中的最高潮。最后有一小尾声,太和殿后接中和殿、保和殿至乾清门,建筑体高度也逐渐下降。
中国音乐与建筑中的起承转合与散慢快散的时空结构组合,反映了一种渐进、渐强的线性自然结构力的运动,它注重一种平缓、含蓄、深沉、连贯、流畅的空间节奏序列,较少突起突落或大起大落,与西方音乐和建筑不同。西方音乐奏鸣曲中部的展开与建筑的中部穹形突出的结构,充满各种力量、主题、协和与不协和的对立。中国音乐中许多是以自然景观为乐曲标题,如《春江花月夜》器乐合奏,全曲共十段,结构整体也是散慢快散。开始首段“江楼钟声”与收尾散起散落,中间各段时空节奏序列和结构力也是采用自然递增,由静而动,由动而静,由远而近,由近而远,以景抒情,情寄于景,情景交融,犹如一长幅画卷,将各个音乐段落的音响画面,以及建筑物形象(江楼钟声的形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浙江著名山林古刹天意寺的建筑结构组织有序,极富音乐感。从其入口进,经古山门、景倩亭至天王殿,恰好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参见下图)
平面组合
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它不以单一的个别的建筑为特色,而是以那些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且相互连接、配合的群体建筑为代表,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造型的有机安排。也可以说,中国建筑艺术在造型结构方面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组织平面空间序列。
平面序列组合的结构原则,主要是从建筑空间的尺度转变构成节奏,用节奏创造美的空间环境。如北京故宫,从正阳门至景山,在一条长3.5公里的笔直的中轴线上,布置了十四个主要庭院,它们交错使用收(聚)、放(散)两种空间手法以改变视觉效果,从而形成空间节奏变化。又例如,唐宋至明清的陵墓或某些名山寺院,它们的序列都很长,但建筑物不多,只起到画龙点睛或是某个序列阶段标志的作用。明十三陵的空间序列,从石牌坊到长陵主体长达6公里,中间序列有石牌坊、大红门、碑亭、神道石像生、石桥等,并融合着周围的山峦、树林、河道等,到达棱恩殿形成高潮,再至方城明楼陵丘而结束。总之,平面序列组合追求空间直观与时间距离的渗透,其时空关系统一表现为线的运动,即将空间融合到时间的推移中去,拉长路线,使建筑不单可看,而且可游。因此,中国建筑重视群体规划、平面序列设计与游赏路线。
中国音乐结构的组合最主要的方式是曲牌与曲牌的联套或不同板式的组合。每一个曲牌或板式都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和表现功能,不同的曲牌联在一起,便组成音乐的“群体建筑”。曲牌联套体结构,由说唱音乐唱赚、诸宫调,经过杂剧、南戏的发展与提高,至昆曲进入成熟阶段。在以梆子、皮黄为代表的板腔体音乐出现之前,曲牌体结构组合是说唱音乐、戏曲音乐乃至器乐曲的主要形式,对中国音乐形式有着重大的影响。以昆曲的“套曲”(即联套体)来讲,“套曲”是根据实际演唱的经验形成的,证明某些曲牌的相互作用和连接有着一定的序列安排,并适用于某种人物和某种场合。特别奇妙的是,有时同一曲牌在不同戏、环境和不同情绪中表情意义完全不同。如昆曲[山桃红]一曲在《牡丹亭》、《惊梦》中是欢悦的表意,而在《琵琶记》、《书馆》中则是悲痛的表意。为何同一曲牌可以形成不同的表意功能? 这主要因为每一曲牌都有其固定形式,即词格、字数、平仄、押韵等的基本固定,因此字位及基本腔也大致相同。新的唱词在内容上可以不同,但在词格、字数、字位上是基本相同的,不同唱词的内容和表意可以灵活改变原有曲牌的某些腔调,这些就是演唱者和使用者们需要进行创造的地方。正是由于曲牌有这种表意多变的适应性,所以,不同曲牌的新的“群体”组合便层出不穷,使“套曲”的组合形式充满活力。中国音乐结构没有像西方音乐那样以和声、复调几何逻辑推导的立体式结构的发展,而西方音乐也没有发展出像中国这样多变的音乐曲牌体联套的平面序列组合。
起承转合与散慢快散
“起承转合”是元代文人范椁提出的有关旧体诗文章法结构的术语。范椁说:“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起指开端、起始;承指过渡、承继上文进一步展开申述;转指转折,往往与前形成反向或对比;合则指收合,是全文之结语。
“起承转合”原则也被运用于中国音乐结构,小至音乐段落,大至音乐套曲,都常常包含着这一原则。这大概也是由于中国音乐结构与文学诗词结构有相通之处。下表是古代唐大曲和现存陕西鼓乐结构的对照,它们的内在有机连接正反映出“起承转合”的结构原则。(下表引自叶栋《民族器乐曲式分析》)
在中国建筑中,也可以看到“起承转合”原则的运用。王路的《试论山林佛寺的结构章法》一文(《建筑师》第29期)详细论述了“起承转合”作为山林佛寺建筑的整体结构脉胳的问题。其大致情形是:山林佛寺多以山门为“起”点,以香道为承继、过渡,然后宕开一笔,通过一突然的空间变化或转折,达到“合”之高潮。如第199页图示。
如果说“起承转合”在中国音乐与建筑中起着内在形式连接的作用,那么,“散慢快散”便是其空间节奏序列的显现。
中国音乐中大型音乐结构(包括曲牌联套体和板腔体结构)的外在空间节奏序列常常是散慢快散。戏曲中如京剧主要人物的核心唱腔(相当于西方歌剧咏叹调)的基本节奏段落为:散起(散板或导板)——承继(慢板、原板)——转折(流水、快板)——散板或叫散。在大型器乐合奏中,如唐大曲和陕西鼓乐也体现了散慢快散的节奏序列组合。
作为中国建筑群的一个典范,故宫的平面空间序列组合也显现了起承转合与音乐散慢快散(落)的有机形式,起:如散起的节拍,天安门城楼前是横向展开的宽阔自由的空间节奏——天安门广场;承:“上板”,进入正式节奏空间,从天安门城楼下进入天安门,与端门之间形成一个较小的空间,尽头是威严的午门;转:改变节奏空间,午门与太和门之间变为横向广庭,舒展开阔;合(散):经太和门入太和殿前广场,顿觉宏伟庄严,正前方是凌驾一切的太和殿,太和殿构成整个建筑序列中的最高潮。最后有一小尾声,太和殿后接中和殿、保和殿至乾清门,建筑体高度也逐渐下降。
中国音乐与建筑中的起承转合与散慢快散的时空结构组合,反映了一种渐进、渐强的线性自然结构力的运动,它注重一种平缓、含蓄、深沉、连贯、流畅的空间节奏序列,较少突起突落或大起大落,与西方音乐和建筑不同。西方音乐奏鸣曲中部的展开与建筑的中部穹形突出的结构,充满各种力量、主题、协和与不协和的对立。中国音乐中许多是以自然景观为乐曲标题,如《春江花月夜》器乐合奏,全曲共十段,结构整体也是散慢快散。开始首段“江楼钟声”与收尾散起散落,中间各段时空节奏序列和结构力也是采用自然递增,由静而动,由动而静,由远而近,由近而远,以景抒情,情寄于景,情景交融,犹如一长幅画卷,将各个音乐段落的音响画面,以及建筑物形象(江楼钟声的形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浙江著名山林古刹天意寺的建筑结构组织有序,极富音乐感。从其入口进,经古山门、景倩亭至天王殿,恰好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参见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