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充宇:宇宙本体
关于宇宙的构成,人类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具有一些相同的结构层次,但其语言含义则各有其特殊性,并直接影响到对文化音乐意义的阐释。
宇宙本体与音乐艺术
中国古代哲学自然观认为,“气”是世界的物质构成,宇宙观则认为五行八卦是宇宙的构成。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世界起源说即如《淮南子》中所讲:“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故曰太昭(始),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以上两段话可以图解为:
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结构和起源的思想中有两条路线,一条强调五行(如《洪范》和《月令》);一条强调阴阳(如《易传》),至汉代,哲学家董仲舒将两条路线相融会,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宇宙生成论及宇宙本体论框架。于是,阴阳、五行、气成为中国哲学中重要的中心概念,从先秦、两汉到宋元明清各代得到了不断的阐释与发展。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音乐经典论著中也无时不展开着哲学宇宙本体的思想。如古代《乐记》的《乐礼篇》中讲:“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又如《乐情篇》:“天地诉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则乐之道归焉耳”,意即:天和地自动地结合,阴阳很好地调剂,生机和养料充实着万物的生命力,……这些都要归功于乐的功能呀!(参阅吉联抗译注《乐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古代西方有着和中国很不相同的自然观、宇宙观。如古希腊哲学自然观认为,“原子”是世界的物质构成,几何和数是宇宙的构成。如古代宇宙生成论的代表论著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引蒂迈欧的话说:“物质世界的真正原素不是土、气、火和水,而是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之半,一种是等边三角形之半……。上述的两种三角形,据说乃是最美的形式,因此,神就用它们来构成物质,用这两种三角形就可能构造出五种正多面体之中的四种,而四种原素中的每一种的每个原子都是正多面体;土的原子是立方体;火的原子是四面体;气的原子是八面体;水的原子是二十面体”;“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第190、6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在西方音乐中,宇宙论的观念是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毕达哥拉斯说“万物都是数”,“他发现了数在音乐中的重要性,数学名词里的‘调和中项’与‘调和级数’就仍然保存着他为音乐和数学之间建立的那种联系”,“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同上书,第62、14页)。这些论述都指出并强调了古希腊几何、数的宇宙构成论对于西方音乐和哲学影响深远。
以上中西古代哲学宇宙学说中,物质构成的差异在于:“气”是一个非定量、非数学化的柔性及无形的概念,并与生命有机体相关,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则反映出事物内部一定的辩证整体关系;而“原子”是一个定量的、几何化的刚性和有形的概念,几何学与推理和形式逻辑也直接相关。
中国哲学宇宙本体体现的正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本体,这也是中国哲学本体与艺术本体的基础。有机本体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艺术之中,“气韵生动”、“自然之和”、“阴阳之和”等观念,构成了中国音乐、书法、绘画、建筑、舞蹈等艺术的宇宙观。而西方哲学宇宙本体体现的是一个机械的无机本体,这也构成了西方哲学本体与艺术本体的基础,它直接孕育了近代科学和工业的机械化,并始终贯穿于西方传统艺术之中:如音乐对位或复调中的几何原理,绘画的透视法,建筑的造型等显示出的几何、数理的宇宙观。甚至在中西医理论体系中也无不贯穿着各自宇宙构成思想观念的特色。如中医的“阴阳之气”、“五行”及经络学说,西医的人体生理解剖、病理化验和分析等。这些足以说明,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差异不是孤立的简单的差异,而是整体文化的差异;不是简单音乐现象的差异,而是在音乐类型及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并集中反映在关于宇宙本体构成的基础哲学中。
论证方法与音乐艺术
中西方不同的宇宙观包含着观察论证事物的不同方法。“气”与“五行”的观察论证方法是一种直觉经验的把握方法,而“原子”与“几何”的观察论证方法则是一种数理实证的方法。
中国传统音乐的“口传心授”特征,正表明其音乐是在长期直觉经验基础上的“积淀”和发展,直觉与有机生命的感受直接关联,“生命直觉”也是现代西方生命哲学中所注重的问题。重直觉而不重论证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直觉把握也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传授、表现与欣赏方式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国古代声乐理论(唱论)、器乐理论(琴论)等对音乐声音的描述和论证,大都属于直觉经验的把握,如清代徐大椿《乐府传声》中对音乐声音的描述,“凡物有气必有形,惟声无形。然声亦必有气以出之,故声亦有声之形。其形惟何? 大、小、阔、狭、长、短、尖、钝、粗、细、圆、扁、斜、正之类是也”。再如明代冷谦的《琴声十六法》将琴声演奏的要求总结为十六个字:“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出、奇、古、淡、中、和、疾、徐。”这种对音乐声音感悟式的把握方式,与西方传统音乐是极不相同的。
西方传统音乐艺术作品书写特征的技术结构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实证方式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几何、数理成为西方传统艺术观察对象、论证对象的重要特色之一。如西方基础乐理中乐音音程关系及乐音节奏均数列化,形成等差数列(调和级数)关系,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音程以数的协和到十八世纪拉莫《和声学》的物理上的协和,以及声学、物理、实验心理学的论证,使音乐形成了一种独立于语言系统的乐音数理逻辑体系(包括乐音音高、节奏、强弱等符号术语体系),声乐与器乐音响的标准化,使乐音的声学振动都合乎实验数据的机械标准结果。中国音乐没有走上西方音乐这一步,因为中国音乐声音的实验范围是以广阔的巨大的人声声源的语言声音体验与变量作为基础的,不是机械的,而是根据不同地区方言母语音感基础,通过长期直觉经验的把握积累而形成各地区的歌唱风格、演奏风格和音乐风格。中国绘画中“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是适于其整个传统艺术范畴的,其根本又基于哲学自然观中的物质基础——“气”。如气韵、气势、气质、气概、气度、气口、气机、气味,以及墨气、声气、色气、笔气、神气等均显示出一种有机生命对物质“气”在声音、笔墨、色彩中处理的感性直觉经验幅度和状态。相比之下,西方乐音结构与哲学自然观中“原子”的状态相接近。乐音与原子一样构成了音乐和近代科学绝对时间空间中物质结构的机械运动观。相对于中国“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西方的“几何、数”则可作为其整个传统艺术范畴的美学原则。
本体反省与音乐艺术
本体即存在。音乐本体构成的根本是哲学本体(哲学本体是建立在宇宙本体之上的),而语言是哲学思维的根本。中国象形文字的“联想”语言构成与生命直接相关的有机本体;而西方抽象字母的“逻辑”语言构成“形而上学”的抽象本体。这些似乎成为各自音乐本体与哲学本体的共相基础。而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音乐本体开始受到挑战,这种挑战也直接相关于对传统哲学本体的批判。西方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批判意义,首先是本体论的。英美分析哲学完全否定了传统本体论,认为哲学应拒斥那种“形而上学”的问题,转向与人相关的经验世界。欧陆人文哲学则认为,传统本体论脱离了人去探究世界“本原”,因而是“无根的本体论”。他们认为,本体论应当是“人学本体论”、“有根的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人与世界是打成一片、相互观照、融为一体的。在他们看来,接近或达到人的世界,决不能借助理性思维,人的非理性非逻辑的活动才是进入这一境界的最佳通道。于是,事情变成:以清晰的逻辑表达出来的,往往是虚幻的;以非逻辑方式说出来的,甚至在没有说出来的“空白处”(如音乐的无声处),却是最真实的。如后现代音乐家凯奇说:“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要在人的思想还未来得及把它转变成某种合乎逻辑的、抽象的或象征性的东西之前就立即张开人的耳朵并及时听到声音。”(《当代艺术》1984年第1期,第148页)由此不难看出,现代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批评,直接关系到西方传统音乐本体的评价问题。
从西方文化结构来看,“严肃音乐”的概念与中世纪宗教严肃音乐与世俗音乐的分类有关,即严肃音乐出自一种基督教文化的感受方式,“音乐本身必须是精神性的,以便与上帝永恒的相应”(瓦克斯曼语)。由此,西方音乐艺术强调精神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特质。但正如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语言的命运一样,在其定向选择历史的“瓜熟蒂落”之时,它已远远地脱离了生命本体。作品的“乐音运动的形式”及几何、数理构成往往是知性理性活动的成品,乐音的绝对时间结构,时间体系的机械律(任何音乐细节和整体的时间规定性和不可改性),作品固定性操作,限制了对声音处理的感性直觉经验幅度,成为脱离生命感受的“无根的本体”。当代出现的电脑音乐、电脑诗、电脑绘画,其机械本体仍然异于人的创作和生命体验的突发性、活动性及有机性。西方的偶然音乐、具体音乐、噪音音乐、机遇音乐等也无法达到或超越世界各种音乐语言感受的多样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哲学本体与音乐本体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恰恰与西方相反,这正好形成了两种文化哲学和音乐相反相成与互助互补的可能性。中国各地区音乐方言风格不就显示出天孕地成的有机生命构成吗? 这些充分显示着宇宙地球地域生命生态生机的音乐文化构成,正是中国哲学有机本体及宇宙本体涵盖的音乐生命本体的显现,音乐与心理、生理、地理等有机系统始终没有脱离,这可能是当今西方哲学和音乐所要寻找的。同样,中国音乐有机本体的发展也面临危机:自生自灭、缺乏实验、技术、理论和实证,这也是上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及音乐历史中缺少的,在此方面,西方都能提供许多极有用的参考和工具方法。科学家李约瑟曾认为,科学发展有不同的途径,至少有机械论和有机论两种途径。机械论的科学观已过时,未来科学的发展将走有机论的道路。中国传统科学中的有机论思想可能对现代科学中的综合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有巨大的启迪作用。科学家普利高津认为:这将是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的最好结合,这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其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与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参阅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版)
宇宙本体与音乐艺术
中国古代哲学自然观认为,“气”是世界的物质构成,宇宙观则认为五行八卦是宇宙的构成。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世界起源说即如《淮南子》中所讲:“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故曰太昭(始),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以上两段话可以图解为:
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结构和起源的思想中有两条路线,一条强调五行(如《洪范》和《月令》);一条强调阴阳(如《易传》),至汉代,哲学家董仲舒将两条路线相融会,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宇宙生成论及宇宙本体论框架。于是,阴阳、五行、气成为中国哲学中重要的中心概念,从先秦、两汉到宋元明清各代得到了不断的阐释与发展。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音乐经典论著中也无时不展开着哲学宇宙本体的思想。如古代《乐记》的《乐礼篇》中讲:“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又如《乐情篇》:“天地诉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则乐之道归焉耳”,意即:天和地自动地结合,阴阳很好地调剂,生机和养料充实着万物的生命力,……这些都要归功于乐的功能呀!(参阅吉联抗译注《乐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古代西方有着和中国很不相同的自然观、宇宙观。如古希腊哲学自然观认为,“原子”是世界的物质构成,几何和数是宇宙的构成。如古代宇宙生成论的代表论著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引蒂迈欧的话说:“物质世界的真正原素不是土、气、火和水,而是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之半,一种是等边三角形之半……。上述的两种三角形,据说乃是最美的形式,因此,神就用它们来构成物质,用这两种三角形就可能构造出五种正多面体之中的四种,而四种原素中的每一种的每个原子都是正多面体;土的原子是立方体;火的原子是四面体;气的原子是八面体;水的原子是二十面体”;“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第190、6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在西方音乐中,宇宙论的观念是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毕达哥拉斯说“万物都是数”,“他发现了数在音乐中的重要性,数学名词里的‘调和中项’与‘调和级数’就仍然保存着他为音乐和数学之间建立的那种联系”,“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同上书,第62、14页)。这些论述都指出并强调了古希腊几何、数的宇宙构成论对于西方音乐和哲学影响深远。
以上中西古代哲学宇宙学说中,物质构成的差异在于:“气”是一个非定量、非数学化的柔性及无形的概念,并与生命有机体相关,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则反映出事物内部一定的辩证整体关系;而“原子”是一个定量的、几何化的刚性和有形的概念,几何学与推理和形式逻辑也直接相关。
中国哲学宇宙本体体现的正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本体,这也是中国哲学本体与艺术本体的基础。有机本体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艺术之中,“气韵生动”、“自然之和”、“阴阳之和”等观念,构成了中国音乐、书法、绘画、建筑、舞蹈等艺术的宇宙观。而西方哲学宇宙本体体现的是一个机械的无机本体,这也构成了西方哲学本体与艺术本体的基础,它直接孕育了近代科学和工业的机械化,并始终贯穿于西方传统艺术之中:如音乐对位或复调中的几何原理,绘画的透视法,建筑的造型等显示出的几何、数理的宇宙观。甚至在中西医理论体系中也无不贯穿着各自宇宙构成思想观念的特色。如中医的“阴阳之气”、“五行”及经络学说,西医的人体生理解剖、病理化验和分析等。这些足以说明,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差异不是孤立的简单的差异,而是整体文化的差异;不是简单音乐现象的差异,而是在音乐类型及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并集中反映在关于宇宙本体构成的基础哲学中。
论证方法与音乐艺术
中西方不同的宇宙观包含着观察论证事物的不同方法。“气”与“五行”的观察论证方法是一种直觉经验的把握方法,而“原子”与“几何”的观察论证方法则是一种数理实证的方法。
中国传统音乐的“口传心授”特征,正表明其音乐是在长期直觉经验基础上的“积淀”和发展,直觉与有机生命的感受直接关联,“生命直觉”也是现代西方生命哲学中所注重的问题。重直觉而不重论证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直觉把握也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传授、表现与欣赏方式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国古代声乐理论(唱论)、器乐理论(琴论)等对音乐声音的描述和论证,大都属于直觉经验的把握,如清代徐大椿《乐府传声》中对音乐声音的描述,“凡物有气必有形,惟声无形。然声亦必有气以出之,故声亦有声之形。其形惟何? 大、小、阔、狭、长、短、尖、钝、粗、细、圆、扁、斜、正之类是也”。再如明代冷谦的《琴声十六法》将琴声演奏的要求总结为十六个字:“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出、奇、古、淡、中、和、疾、徐。”这种对音乐声音感悟式的把握方式,与西方传统音乐是极不相同的。
西方传统音乐艺术作品书写特征的技术结构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实证方式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几何、数理成为西方传统艺术观察对象、论证对象的重要特色之一。如西方基础乐理中乐音音程关系及乐音节奏均数列化,形成等差数列(调和级数)关系,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音程以数的协和到十八世纪拉莫《和声学》的物理上的协和,以及声学、物理、实验心理学的论证,使音乐形成了一种独立于语言系统的乐音数理逻辑体系(包括乐音音高、节奏、强弱等符号术语体系),声乐与器乐音响的标准化,使乐音的声学振动都合乎实验数据的机械标准结果。中国音乐没有走上西方音乐这一步,因为中国音乐声音的实验范围是以广阔的巨大的人声声源的语言声音体验与变量作为基础的,不是机械的,而是根据不同地区方言母语音感基础,通过长期直觉经验的把握积累而形成各地区的歌唱风格、演奏风格和音乐风格。中国绘画中“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是适于其整个传统艺术范畴的,其根本又基于哲学自然观中的物质基础——“气”。如气韵、气势、气质、气概、气度、气口、气机、气味,以及墨气、声气、色气、笔气、神气等均显示出一种有机生命对物质“气”在声音、笔墨、色彩中处理的感性直觉经验幅度和状态。相比之下,西方乐音结构与哲学自然观中“原子”的状态相接近。乐音与原子一样构成了音乐和近代科学绝对时间空间中物质结构的机械运动观。相对于中国“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西方的“几何、数”则可作为其整个传统艺术范畴的美学原则。
本体反省与音乐艺术
本体即存在。音乐本体构成的根本是哲学本体(哲学本体是建立在宇宙本体之上的),而语言是哲学思维的根本。中国象形文字的“联想”语言构成与生命直接相关的有机本体;而西方抽象字母的“逻辑”语言构成“形而上学”的抽象本体。这些似乎成为各自音乐本体与哲学本体的共相基础。而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音乐本体开始受到挑战,这种挑战也直接相关于对传统哲学本体的批判。西方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批判意义,首先是本体论的。英美分析哲学完全否定了传统本体论,认为哲学应拒斥那种“形而上学”的问题,转向与人相关的经验世界。欧陆人文哲学则认为,传统本体论脱离了人去探究世界“本原”,因而是“无根的本体论”。他们认为,本体论应当是“人学本体论”、“有根的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人与世界是打成一片、相互观照、融为一体的。在他们看来,接近或达到人的世界,决不能借助理性思维,人的非理性非逻辑的活动才是进入这一境界的最佳通道。于是,事情变成:以清晰的逻辑表达出来的,往往是虚幻的;以非逻辑方式说出来的,甚至在没有说出来的“空白处”(如音乐的无声处),却是最真实的。如后现代音乐家凯奇说:“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要在人的思想还未来得及把它转变成某种合乎逻辑的、抽象的或象征性的东西之前就立即张开人的耳朵并及时听到声音。”(《当代艺术》1984年第1期,第148页)由此不难看出,现代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批评,直接关系到西方传统音乐本体的评价问题。
从西方文化结构来看,“严肃音乐”的概念与中世纪宗教严肃音乐与世俗音乐的分类有关,即严肃音乐出自一种基督教文化的感受方式,“音乐本身必须是精神性的,以便与上帝永恒的相应”(瓦克斯曼语)。由此,西方音乐艺术强调精神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特质。但正如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语言的命运一样,在其定向选择历史的“瓜熟蒂落”之时,它已远远地脱离了生命本体。作品的“乐音运动的形式”及几何、数理构成往往是知性理性活动的成品,乐音的绝对时间结构,时间体系的机械律(任何音乐细节和整体的时间规定性和不可改性),作品固定性操作,限制了对声音处理的感性直觉经验幅度,成为脱离生命感受的“无根的本体”。当代出现的电脑音乐、电脑诗、电脑绘画,其机械本体仍然异于人的创作和生命体验的突发性、活动性及有机性。西方的偶然音乐、具体音乐、噪音音乐、机遇音乐等也无法达到或超越世界各种音乐语言感受的多样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哲学本体与音乐本体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恰恰与西方相反,这正好形成了两种文化哲学和音乐相反相成与互助互补的可能性。中国各地区音乐方言风格不就显示出天孕地成的有机生命构成吗? 这些充分显示着宇宙地球地域生命生态生机的音乐文化构成,正是中国哲学有机本体及宇宙本体涵盖的音乐生命本体的显现,音乐与心理、生理、地理等有机系统始终没有脱离,这可能是当今西方哲学和音乐所要寻找的。同样,中国音乐有机本体的发展也面临危机:自生自灭、缺乏实验、技术、理论和实证,这也是上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及音乐历史中缺少的,在此方面,西方都能提供许多极有用的参考和工具方法。科学家李约瑟曾认为,科学发展有不同的途径,至少有机械论和有机论两种途径。机械论的科学观已过时,未来科学的发展将走有机论的道路。中国传统科学中的有机论思想可能对现代科学中的综合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有巨大的启迪作用。科学家普利高津认为:这将是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的最好结合,这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其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与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参阅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