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关雅俗问题的音乐思想论述,可说是先秦相关问题论争的延续,其主要特点是以先秦之兴亡为史鉴,以当世之教化为目的而展开论述。
        今存《史记·乐书》论乐主体文字录自《乐记》及《韩非子·十过》,其中“太史公曰”部分亦为补撰者之笔。其文字大抵由音乐与政治盛衰、音乐与人心情志的诸种关系,由古及今,谈“乐不可妄兴”诸理。其论点主要有二:
        (1)“凡作乐者,所以节乐”。提出此论点,显然是针对娱心恣欲的郑卫俗乐而言,“节乐”的观念,始于先秦,到了汉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强调。文中所谓“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之语,表明在撰者思想中,用于安邦的雅颂之乐,是为礼乐教化的实施而设,“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撰者所述“节乐”思想,也仍然从人心与音声的角度,提出“音正而行正”,将“五正声”(宫、商、角、徵、羽)与人体健康乃至君臣序位联系起来看待,反映了一种与当时声律实践相比甚为保守的音乐观念。
        (2)音心感应,天人相通。撰者强调雅俗音乐对人心的不同影响,所谓“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此为“自然之势”。并且还认为“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因此,“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撰者又在此中加入了“天人感应”的思想,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由此而强调安邦制礼作乐的“不可妄兴”,这也使其论点带有汉代的思想特征。
        班固(32—92)在《汉书·礼乐志》中谈音乐中的雅俗问题时,是将雅颂之乐与“衰乱之音”作为同时并存的对立面来看待的,所谓“然自雅颂之兴,而所承衰乱之音犹在”。班固还将“衰乱之音”的兴起原因归结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与衰落,所谓“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浅薄,则邪胜正”。其论述投入更多的历史眼光,以先秦礼崩乐坏,郑卫俗乐的并出、兴起以及世风的败坏作为史鉴,引出制礼作乐之所以必要的理论。
        班固甚至以汉世社会兴衰与音乐的关系来说明“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他提到“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由此可知,班固就音乐上的雅俗问题所作之议论,是怀有相当强列的现实感的。这也使得他的音乐思想在当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尽管其礼乐思想不可避免地被染上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普遍存在的神秘主义色彩。
        另有杨雄(前53—后18)在《法言·吾子》中谈到雅郑音乐在形态上的区别。文中既谈到从审美听觉上去区分、把握雅郑的不同风格(“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并且又从律制上去辨别、确定其音乐形态的不同(“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文中强调音乐审美鉴赏中须从形态的角度把握不同的音乐风格特征,并且强调听音乐需要依赖于敏锐、精细的听觉能力,是一种重视音乐作为听觉艺术具有特殊审美感受方式的音乐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