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约前369—前286),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本于老子。《庄子》一书文笔生动,哲理性强。其哲学思维上的相对论与崇尚自然、“法天贵真”的思想决定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特点。
        庄子的音乐美——“天乐”
        庄子曾谈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左子·知北游》),此与老子的“大音希声”相似。所谓“大美”之“不言”,“大音”之“希声”,都具有“道”的属性而不能为人的感官所把握。对于美的事物的特征,庄子还提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看法,这是相对于人世社会的贪图私欲,繁饰礼乐而言,而这些正是庄子要给予否定的。在庄子看来,“同乎无欲,是谓素朴”(《庄子·马蹄》)。这些认识皆与其音乐思想有关。在庄子那里,美的音乐正是一种与“道”的属性相应的、具朴素之美的无声无形之乐,也就是所谓“天乐”。
        《庄子·天运篇》记有黄帝与北门成谈《咸池》之乐的一段对话,集中而系统地阐发了庄子的“天乐”观。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注:据王先谦《庄子集解》注,此三十五字为郭象注误入正文。)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蜇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
        “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重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心穷乎所欲知,目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及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之疑,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
        “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在这段对话中,黄帝之臣北门成首先谈了听《咸池》之乐相继而得的三种不同感受,“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黄帝认为这样的感受是对的(“汝殆其然哉”),因为这种感受正与黄帝奏《咸池》之乐过程中,乐的三种不同层次、结构有关。大致说来,黄帝所谈“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于太清”,此为第一个层次,是讲音乐顺应自然,沟通天人关系。所谓“礼义”在庄子为人平和恬淡的本性,“太清”为清静无为的天道。其乐曲发展的变化如四时更替,夏盛冬衰,春文秋武。其音声的清浊高低,阴阳律召,盈溢于天地之间。音乐的变化像惊蛰时节的雷霆时起时伏,这一切所以会使北门成感到恐惧了。
        黄帝谈到“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此为其奏乐的第二个层次。这时的音乐已超然于人事天理的和顺以及四时万物之上,它展现为阴阳之气的调和,与日月齐明。因而其乐声无处不在,无所不至。这时的音乐,犹若“道”之无在无不在,你想思索它却不是心智能理解的;你想瞻望它却视之不见;你想追随它却不具形质而不能逮。这时,“心穷乎所欲知,目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要想靠心智、耳目、心力去把握这样的音乐,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也便使得北门成原来的惊惧之心转为顺万境而无心的怠息之境。
        黄帝谈到“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此为其奏乐的第三个层次。这时所奏的“无怠之声”,是真正具有“道”的属性的“天乐”。这时的音乐使一切心意全都平息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一切春生冬死、秋实夏荣、云行雨散、水流风从,皆顺乎自然而然的天道之理。众乐齐奏而不见形迹,乐声播散振扬而不留存,正所谓“幽昏而无声”不可闻焉。对“天乐”审美,亦是“无言而心说”,五官具备而无所用,口虽不言而内心愉悦,这就达到了对“天乐”的审美。
        《庄子·天道》又有称:
        “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彫众形而不为巧,此之为天乐”;
        “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
        如此看来,只有达到了“天乐”的境界,也才算是达到了“道”的境界。或者说,北门成到了“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的境界,才算真正达到“天乐”的境界。(“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这时的“天乐”,可以认为是“道可载”之乐,也就是具有“道”的属性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大美”的音乐。
        庄子的音乐审美态度
        其一,“中纯实而返乎情”。
        庄子学派主张人复归其自然本性,摆脱儒家礼制法规的约束。认为儒家的礼乐不合“民之常性”,束缚“民之常性”,使人们“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当然,庄子所肯定的音乐审美态度,是以人内心纯朴自然情性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在《缮性》中,庄子在谈到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时,便以“中纯实而返乎情”,作为与具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仁”、“义”、“忠”、“礼”相应的“乐”的属性。只要内心纯朴,保存平和恬淡的情性,便是“乐”的实现。当然,庄子是以自然纯真为美,所谓“法天贵真”,一切人为雕琢而不合自然情性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应该抛弃的。庄子曾谈到用礼乐规范来“慰天下之心者”,是“失其常然也”,故“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骈於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 而离朱是已。多於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 而师旷是已”(《庄子·骈拇》)。因此,庄子主张在声色的审美中不是指听外物,而是指听自身;不是指见外物,而是指见自身(“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进而认为,“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庄子·胠箧》),这无疑是对声色的审美采取了绝对相对论的态度,因礼乐束缚人之自然情性而连其声色之娱也一概排除掉了。但是,这其中反映的庄子主张音乐应表现人的自然情性而不受礼乐法规的约束,音乐审美要返回人内心自然状态的审美态度,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也因为此,庄子依其“法天贵真”的思想,便在审美中尤其强调“大巧若拙”、“大朴不雕”的自然美。于是乎,“无声之中独闻和焉”的“天籁”之乐,“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的自然之乐,便成为了合乎自然与合乎人之纯然本性的美的音乐。
        其二,“无言而心悦”。
        庄子说:“钟鼓之音,羽毛之容,乐之末也。”(《庄子·天道》)对于乐之“本”,庄子认为“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无言而心悦”才能获得,这就要求在审美中以心去领悟其玄妙幽微,而不是靠耳目感官去承接感性上的体验。这也构成了庄子的音乐审美态度。庄子极力排斥音乐审美中听觉感官上的把握,同他对当时社会上贵族阶层纵情于声色享乐、满足于私欲快感的音乐生活现状极为反感有关。庄子曾谈到“今富人,耳营钟鼓管籥之声,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认为这只是寻求感官上的享受而缺乏精神上的体验,故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此外,庄子在音乐审美中排斥感性上获得的情感体验,将其视为爱染之情而给予否定,这些都使得庄子将其音乐审美的视线转向人的内心世界,转向于超乎感官欲望满足之上的精神愉悦,尽管这是一种排斥感性体验的审美态度。这在《人间世》所记孔子与颜回有关“心斋”的一段对话中有反映:
        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日:“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可谓虚乎?”
        夫子曰:“尽矣!……”
        这里颜回所问的“心斋”,孔子答为“若一志”,意为专一心志。“无听之以耳”,是因为耳作为听觉感官,只能辨听音声;“无听之以心”,是因为心只能用感情对待外物并受其干扰。庄子在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审美心理中感觉、知觉及情感体验的不同心理层次的问题。耳之听与心之听相比,耳只是对声音清浊高低及宫商律吕的把握,属于听觉审美心理中的感知层次,而心却“止于符”,合于外物,并对外物(如音声)作有情感的反映,并且在心的体验中,无疑地带有理性的认识,终是受累于外物的牵连而难以进入无拘无碍、超越功利得失、感官欲望的境界。因此,庄子学派提出“听之以气”,意在气无情虑,虚柔任物,不受外物的干扰、牵挂;而“唯道集虚”,故“气”犹“道”也,处于无欲望无情感的虚空之中,就像“道”的存在方式那样,便是“心斋”。颜回得其要领,便以自己的体验表述自己的认识:原来不认识“心斋”时,感觉到有自身;认识“心斋”后,便忘却物我,觉得未曾有自身。由此看来,所谓“心斋”,就是不受“耳”、“心”的牵挂干扰,而达到摆脱物欲、好恶束缚的“坐忘”境界。所谓“坐忘”,庄子学派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达到了“坐忘”,无异于在“游心于物之初”的体验中达到“至美至乐”的境界。这种无为而不计较任何功利实用目的的精神状态,投放在审美过程中,就可能从审美的自由观照中体验到一种精神愉悦。如庄周梦蝶的著名寓言,便从审美的自由境界上给后世的艺术审美以极大的启发与影响。综上所述,无论是庄子的“无言而心悦”,还是他的“心斋”、“坐忘”,其本质上,都是力求在审美体验以及精神上达到“道”的“至美至乐”境界,代表了一种尤其重视精神体验的审美倾向,这也是庄子的美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历代艺术审美思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