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民间音乐,我们的脑际总会浮现载歌载舞的场面,这是因为,在中国民间音乐里,与其它艺术部类携手共存的综合类别太多的缘故。我们分别就中国民间音乐的“五大类”来看:(1)民间歌曲,是音乐与诗歌(歌词)的综合。(2)民间歌舞,是音乐、诗歌、舞蹈三者的综合,甚至有些民间歌舞里还综合有杂技,如耍手绢、踩高跷等一些具有相当难度的技巧。(3)说唱,也是音乐与诗歌的综合,不同处是诗歌成分包含了歌词与朗诵两部分。(4)民间器乐,“独立门户”较晚,过去,基本上是其它几大类民间音乐的“绿叶”——多半只承担伴奏,即便是在比较独立的情况下,也往往带有综合的倾向或遗迹。如中国北方民间盛行的一种器乐演奏俗称“咔戏”,就是用器乐模仿人声,惟妙惟肖地演奏人们熟悉的戏曲唱段。这简直是一种变相综合。再如一些地区的打击乐演出时,常常伴有改变身姿、走队形等舞蹈成分,有的还夹杂了抛锣等类似杂耍的内容。(5)戏曲,更是综合品类的大全。它集音乐(唱腔与文武场伴奏)、诗歌(唱词与韵白、散白)、舞蹈(身段与跑场)、美术(舞台布景、服装、脸谱)、武术(各种扑打及刀、枪、剑、戟的武功)、杂技(各种向人类的生理极限挑战的高难绝技与变脸、吞吐火焰等魔术类绝技)。

        

清代“走会”场面(天津《天后宫过会图》局部)

        在某种意义上,纯器乐音乐的接受者一般需要具备一定的鉴赏修养。这种修养往往需要长期培养,中国传统音乐中比较早就存在的纯器乐音乐主要是古琴音乐和琵琶曲。但它们往往是知识阶层的专属(琵琶在下层民间,一般是为声乐伴奏的),因此,纯器乐音乐在整个中国传统音乐中所占比重极小。相对来说,西方音乐文化的纯器乐音乐比重比我们大。他们的器乐音乐传统是宗教社会的产物。宗教从它自身目的出发,扶植了音乐的专业化发展,同时,客观上也造就了器乐音乐的广大听众——毫无疑问,最初,人们是把教堂中的器乐音乐当作上帝的布施来接受的。中国因为不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音乐文化没有经过宗教的扶植与普及,呈现着典型的民间性质。其突出的民间特征之一,便是综合性音乐类别所占据的绝对比例。
        中国民间音乐喜用综合方式的倾向,当然也是乐感文化的特点之一。乐感文化不着意于用艺术颂扬上帝的善与揭示、忏悔人类的恶,它在艺术中寄托的是宣泄痛苦、吸吮欢乐的现世目的。古人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大序》)调动周身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宣泄才可能尽兴。这便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维持乐观生活态度的一种方式——在载歌载舞的热烈气氛中,苦涩的心灵得到了欢乐的补偿。
        中国这个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中国人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与中国民间音乐多采用综合方式不无内在因果联系。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许多农民祖祖辈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庄,房子自己盖,粮食自己种,衣服自己织、自己染、自己缝制。能干的农民往往是生活的全才,他们还会自己酿酒、做酱、做醋、腌菜等,掌握一应生活所需本领。这就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自成系统,万事不求人。有些村落,还有碾米的碾坊、轧油的油坊、做粉条粉丝的粉坊、能够对家织布进行粗加工的染坊,有便于简单交换的定期小集市,这些设施虽已是流通环节的雏形,但仍处于较低级状态,物物交换的情况还不少见,仍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补充形式。商业体系一是被统治阶层所排斥、限制,二也似乎被下层农民所忽视。农民们开掘自己的各种潜能,目的只是更好地创造自己的田园生活,而绝非为了交换。所以,他们不会向单一化发展,而是执着追求“小而全”。这种经济文化在数千年的长期延续中,便积淀为一种喜欢追求“小而全”、“大而全”的民族心理。因此,说中国民间音乐多用载歌载舞的综合方式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内在关系,应该算不上过分。那么,中国民间音乐的较高层次——戏曲,正是较符合中国农民“小而全”理想的艺术类别。或者说,综合方式较完备的戏曲,正是适应中国的经济状况而产生的艺术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