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 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虽主上忧劳于上，使者旁午于下，无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见言： 请发仑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许之，赐之可谓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

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败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闲民不复得转移执事; 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 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 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难可以久行也，则百姓何以赡其后? 久行之，则被水之地既无秋成之望，非至来岁麦熟，赈之未可以罢。自今至于来岁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者十余州，州以二万户计之，中户以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县官者去其半，则仰食县官者为十万户，食之不遍，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遍，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 又非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也。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 有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过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 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于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者有之，伐桑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谓甚也。今秋气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众矣。如是不可止，则将空近塞之地，失战斗之民，此众士大夫之所虑，而不可谓无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众士大夫所未虑，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则?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籴不可以不贵乎?二者皆可不深念欤?万一或出于无俚之计，有窥仑库盗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负有司之禁，则必鸟骇鼠窜，窃弄锄挺于草茅之中，以扦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动，则弱者必随而聚矣。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国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虑，内有郊祀之将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销之于未萌也?

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今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闲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一升之廪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 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振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偫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疠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

夫饥岁，聚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于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于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于流亡转死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已哉? 天下之民闻国家措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于无穷乎? 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悦于上，然后玉辂徐动，就阳而郊，荒夷殊陬，奉币来享，疆内安辑，里无嚣声，岂不适变于可为之时，消患于无形之内乎? 此所谓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则虽欲为之，将不及矣!

或谓：“方今钱粟，恐不足以办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余则取，不足则与，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盖百姓富实，而国独贫，与百姓饿殍，而上独能保其富者，此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有曰： 不患贫，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备水旱之灾，然后谓之王政之成。唐水、汤旱，而民无损瘠者，以是故也。今国家仑库之积，固不独为公家之费而已，凡以为民也。虽仑无余粟，库无余财，至于救灾补败，尚不可以已，况今仑库之积尚可以用，独安可以过忧将来之不足，而立视夫民之死乎? 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肤，割发宜及体。”先王之救灾，发肤尚无所爱，况外物乎? 且今河北州、军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余州、军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于籴粟常价，斗增一二十钱，非独足以利农，其于增籴一百万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钱，吾权一时之事，有以为之耳。以实钱给其常价，以茶荈、香药之类佐其虚估，不过捐茶荈、香药之类，为钱数钜万贯，而其费已足。荼荈、香药之类与百姓之命，孰为可惜，不待议而可知者也。夫费钱五钜万贯，又捐荼荈、香药之类，为钱五钜万贯，而足以救一时之患，为天下之计，利害轻重，又非难明者也。顾吾之有司能越拘挛之见，破常行之法与否而已。此事时之急也，故述斯议焉。

《救灾议》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论述文。它深刻反映了曾巩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与处事上的精明干练。自从孔，孟先哲提出“重义轻利”的儒家观点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许多官员以不言经济问题以示高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或畅谈古今政治的得失，或纵情山水之乐。虽然其中不乏佳作，但是难以从中发现封建社会经济的问题与变化。曾巩作为儒学信奉者，一生提倡“宗经明道”。但是，青少年时期苦难的生活磨练，担任地方官吏时，负责行政事务的经历。使他注重“渐磨陶冶”的教化之功，反对“按致操切”的苛急之法。他擅长理财，善于从经济的得失出发，分析平民百姓情绪动向，得出政治上是否太平稳固的结论。《救灾议》就是表现他这种治世才干的代表作。

“议”是一种辩论性的文体。重点在于批驳不同施政意见，提出个人主张。由于关系到政令的贯彻、文章的特点是说理透辟，逻辑性强，不刻意追求文采。发展到后来，一些学者对某些政治、社会问题有看法，私下交换些意见，并不上奏于朝廷，也以“议”为题。所以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把议分为奏议与私议两种。

曾巩这篇《救灾议》从实际出发，否定了救灾的常规之法。提出了帮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的新措施。全文论点鲜明、论证充分、措施具体。我们今天读后，仍然会被他那周密细致的说理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所折服，对这样一位文学大师所表现出的理财能力与施政才干表示由衷的钦佩。

据宋史《五行志》中的记载，“熙宁元年秋，霸州山水涨溢，保定军大水，害稼，坏官私庐舍，城壁，漂溺居民。河决恩、冀州，漂溺居民”。在书中另一处记载：“熙宁元年七月甲申，地震;乙酉、辛卯，再震;八月壬寅、甲辰，又震。是月，须城，东阿二县沧州清池，莫州亦震，坏官私庐舍，城壁。是时，河北复大震，或数刻不止，有声如雷，楼橹、民居多摧覆，压死者甚众。”曾巩文中所指“河北地震水灾”大概即指这次受灾。若此，这篇《救灾议》也可能写于熙宁元年。此时曾巩正任检讨官。在封建社会里，龙颜难测，一般官员对非己任内之事往往小心谨慎，难得对皇帝批准的事进行非议。而曾巩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忠君行道，毅然上书辩驳，这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这篇文章第一部分，对河北地震水灾造成百姓的生活困难，进而涉及到这次救灾的常行之法，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第二部分，作者层层深入地剖析了按常行之法救灾将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大声疾呼把问题解决在它尚未萌芽的阶段。

第三部分，提出了自己的“一次赈足”以帮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的方案，说明照此方案实施所能收到的良好效果。

第四部分，将两种不同的救灾方法对比分析，将自己的救灾方案提高到使国家“疆内安辑，里无嚣声”的高度，让皇帝从关系国家安危祸福的角度考虑两种救灾方案的利弊。

第五部分为第五自然段。作者进行详尽的数字分析与论证。提出了以丰补歉，以实物抵现金，鼓励富户出售余粮等一系列措施来解除皇帝对“钱粟不足”的忧虑。呼吁早下决心破除救灾的常行之法。

这篇文章见识深刻，观点鲜明，论证充分，语言平和。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还是写作方法上，对读者都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在思想内容上，曾巩在文章中表现了调动积极因素、进行生产自救战胜灾害的正确观点。他没有把灾民当成单纯的救济对象，善于从不利条件中挖掘有利因素。这种积极振作，战胜自然的见识与胆略是很值得称道的。刘熙载曾说：“文以识为主，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在大灾压顶的严重时刻，在例行常规之法的传统阻力面前，曾巩能够从实际出发力主“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并经过精细算账，寻找各种积极手段，详尽论证自己方案的具体可行。他是多么地有见识，有气魄，有办法! 曾巩能够从人的基本要求出发。看到“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应当说，他是站在维护皇权，维持封建统治的角度来主张让民“安居足食”的，但是同宋代喧嚣一时的程朱理学相比，他无疑肯定了人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他赞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藏富于民的观点。按照某些官员的主张，灾民必然“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值以饿殍之养养而已”。同他们的主张相比，曾巩无疑看得远，想得深。这种变受灾者为生产者的积极措施，这种把救济变成振作精神力量的方法，值得后世借鉴。

其次，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进行说理。他分析常行之法的弊端时，首先论证了让灾民“日待二升”救济粮必然造成“不暇乎他为”的结果。然后，从农、商、工、闲民四个阶层进行合理引申，使皇帝看到“一切弃百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接着，用算账方法分析救济粮的发放时间与总用量。推出“食之不遍，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遍，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的正确判断。这种两难推理的逻辑方法堵死了常规之法的一切出路，具有无可辩驳的强大力量。他又从灾民的集中推断将导致疫病的流行，从人员的流失推断导致社会的动乱，抽丝剥茧，分析得十分透彻而严密。

此外，作者运用正反对照，得失相比的说理方法，把常行之法的弊病剖析得更加深刻，把生产自救方法的好处论述得更加全面完整，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例如，第二部分分析百姓流失的情况时说：“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代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之，伐桑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谓甚也。”把由此连锁反应造成的一系列恶果说得淋漓尽致。在第三部分论证生产自救的益处时，几乎与此一一对应，说：“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代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只把几个肯定句式更换成否定句式，而主语或宾语的用词几乎全都相同，这就加深了文章的说服力。这种前后对照、呼应的论述方式在文章中几次出现，有力地突出了常行之法的弊病，宣传了生产自救方法的好处。

再者，从语言的运用上也很见功力。作者向皇帝上书，希望皇帝能采纳自己提出的救灾方法。然而作者并没有疾言厉色地痛斥常行之法，他虽然观点鲜明地指出常行之法“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但在剖析其弊端时，都是设身处地地分析将会产生什么问题和后果。例如，作者说：“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假设了发放救济粮中可能出现的五种问题。语重心长地说：“你工作当中稍微有一些差错。就可能出毛病。”好象在说，不能怪你们不好，实在是这种方法太不科学了。这样从情感上，同要反驳的一方是亲切的，这就化解了可能产生的负气行为。作者在分析问题中运用了大量的反问与设问。例如“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籴不可以不贵乎?二者皆可不深念欤?”这些问语目的在于提醒有司注意，表现谦和，绝无咄咄逼人的气势。

作者呈上这篇《救灾议》心情是急切的，但出发点是忧国忧民，所以显得坦诚，恳切。

文章论点明确事实充分，洋溢着作者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卓识，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精明的识见与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