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 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 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 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 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 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中唐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以其“文以明道”、“文从字顺”、“陈言务去”为旗帜，曾有过辉煌的成就，进至晚唐转入五代反因后继乏人而日趋衰歇。起而代之的依是骈辞骊句、卑弱浮艳的颓靡文风。延及北宋立国百年，其间虽有“复兴古文”、“尊韩重道”的主张，怎奈一时并不能扭转文坛时尚。以至泛滥于文苑士林的所谓“时文”，竟“能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时”(欧阳修《记旧本韩集后》)。直到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文忠公出任主考官，才使“场屋之习，从此遂变”(《宋史》本传)，致力于古文的北宋大家曾巩、苏轼、苏辙也才能于当年同登进士第。从此，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扬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以北宋六大家为中坚，向论卑气弱，一意邀宠的“时文”、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向华而不实，颓靡空虚的文风开始了更广泛的批判。双方的斗争竟持续了三十余年。其间颇多激烈的论辩与反复，直至力矫时弊，改变了文坛风尚。

曾巩正是这场持久战中的中坚之一，其《赠黎安二生序》一文便是他借为后学作“赠序”的机会，向志于古文的黎生、安生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坚守儒道，敢于“违世离俗”。不必顾忌世俗之人的嘲笑。作者以自己的经历、态度和精神为例，劝勉二生只要笃行古道，必定会有所择取，获得长进。全篇处处以引导、劝勉为要旨，语辞亲切生动，文笔委婉感人。行文分析利弊，指评里人世俗，无不深入浅出。而出语诙谐、结撰精巧，条理明晰，“读之觉文章声气，去圣贤名教不远”(《古文观止》)，却无半点师长训示之意。

“赠序”一体原由“书序”、“诗序”发展衍变而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发端于晋而形成、盛行于唐宋。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可见士林盛行“临别赠言”由来已久。唐宋以降，“赠序”体已由泛泛的寄语，题辞、劝勉、希望、心愿、道别、叙情之类拓展为议论人事、指评朝政、褒贬时弊、阐述心志、抒发理想，使得“赠序”文体的形式得以多变，内容也愈加广泛。唐宋文坛大家辈出，“赠序”一体也多有名篇佳构。在众多的传世佳作中，曾巩的《赠黎安二生序》独具一格，颇得后世之青睐。

《古文观止》详述曾巩此文“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此语果然切中肯綮。通观全篇，“迂阔”二字，堪称“文眼”。“文眼”者，“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曾氏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二个最精彩，最凝练、也最传神的字眼，揭全文宗旨，示文章新意。黎生以“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求教于曾巩，望“赠序”以“解惑”。黎安二生虽作古文“数千言”乃至“数十万言”，且已达到了“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的程度，对世俗仍嘲以“迂阔”却甚感疑惑。“迂阔”二字看似“里人”的嘲笑，实质反映了文坛斗争的继续与激烈。黎安二生，面对“迂阔”的指嘲，震惊与反感并不能减少各自之惑，所以自然地提出“迂阔”与“解惑”的问题，“求子之言”也就顺理成章了。对曾巩来讲，为古文者反被嘲笑为“迂阔”并非由黎安二生起始。世俗里人的这种指责，曾巩已视为老调重弹。所以“迂阔”二字对黎安二生无疑是坚持儒道的障碍，在曾氏眼里只不过是不值一驳的谬论。但是，求取“赠序”的是后学，“解惑”作答的是曾巩，此时维系两代古文家的唯有“迂阔”二字。作为“文眼”，它既符合这篇“赠序”对象的特定性，又可满足求言者的诚恳与急切，亦能体现曾巩作为前辈大家的文风与品格。文眼果然是作品的“眸子”。透过“迂阔”二字，“赠序”的题旨才有隐显虚实，结构才会疏密详略，行文才能形散而神不散。作者正是以“迂阔”二字结构全篇，虽仍保持着“赠序”体灵活自由，文如促膝相语的特点，但因巧设文眼，使行文画龙点睛，顿显生气。曾巩以“迂阔”谋篇，一意“推而进之，豁而醒之”(《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明“心”于信古志道; 释“外”以“合世同俗”，对比自然，泾谓分明。由文眼引发两问两答，“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而“使生持吾言而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以反问作答，处处回应“文眼”，使“迂阔”二字反启迪黎安二生的深思。曾巩自叙世以“迂阔”二字加罪于人久矣，外人之讥评，原不足论道。且“迂阔”既已不成其论，“解惑”自当弥消。或“违古离道”、或“同世合俗”，已不言自明，黎安二生“必能择而取之”。曾氏作“赠序”，至此已畅达胸臆了。此文因文眼的巧设构思，使曾巩“趁便发起牢骚”(《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将一肚皮不合时宜，触机而发”(《古文辞类纂评注》)。文笔浅显流畅，含蓄深蕴，颇多醇厚韵味。“文眼”构思精巧，层层紧扣“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人道，无疑是曾氏此文的第一大特色。

韩愈作《送孟东野序》，落墨便“劈头涌来” (姚鼐《古文辞类纂》)，以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喝起大旨，以下由物而人而天，行文但以气行，顺势贯连三十八个“鸣”字，洋洋洒洒，滚滚而出，世传以为上品。曾巩作《赠黎安二生序》亦为怀才不遇者吐气，同时也表达了对自己长期困顿的愤懑与不平。然其布局行文与韩愈的雄健奔放，波澜纵横的风格迥异，作者语出无惊，侃侃潺潺，如抽丝出茧，如挚友晤面，其推心置腹仿佛长谈于灯下。唯以见怪不怪，视“迂阔”二字如纸壁不堪一击，对二问更是成竹在胸，显示出从容不迫，旨在劝勉的本意。然而作者久经文坛，深受场屋文风不良之害，更谙于对方善用恶言秽语伤人的伎俩，所以行文能敛气蓄势，藏锋不露。作者将自己满腹的感慨以和缓平淡的语调叙出，而隐寓气势于多变的句式与字词之中。黎生求曾巩辩驳里人讥其“迂阔”，作者却信手拈来，不作正面驳斥，反而顺笔作三层转折;“余”亦“迂阔”; 余“迂”大甚而生“迂”小;“迂阔”或善或不善。作者处处为对方设想，“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 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所以若“使生持吾言而且重得罪”，又“庸讵止于笑乎!”真是语重心长，字里行间无不是热切的关怀，平等而又真诚的语调中显现出曾巩对后学的一片爱护与劝勉之心。文章转折回环，终又由递进三层的阐述复原到对“迂阔”二字的“解惑”。作者指出了违古离道，乃合世同俗的里人所为，是极易取得且无须去索求的，自然也不会“笑以为迂阔”;而信古志道，却是违世离俗的君子之信条，唯有以终生的努力才能获取和保持，所以被世俗里人嘲笑为“迂阔”也就不足为怪了。全篇的结构层次明晰，既有叙事、议论，又有抒情、咏叹。笔触转折处能出人意料，颇含新意。文尾以“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作黎生“求言”的“解惑”的企望。点明“迂阔”之论不必顾忌，“解惑”之举更属多余。合世同俗原在“外”，而信古志道方于“心”;或“不须求而得”，或“反求即是”，相信黎生、安生“必能择而取之”。曾巩自己的主张融化在全文层层转折的构筑之内，但见语辞的质朴、流畅和亲切婉转却无丝毫的前辈师尊之傲慢。篇末一句“遂以书赠二生，并示苏君”与篇首的“赵郡苏轼”以书称黎生、安生，“可谓善知人者”相照应，以文起文落皆由苏氏为因缘，不但求篇章结构完整，亦显示出作者文风处处谨严。曾氏以其谋篇的独特，结构的精巧，以其醇厚、淡古的风格行文，同韩愈一样原是各尽其妙，各领风骚的。

曾巩散文虽以议论见长，在语言的结构、形式，句法和文辞上亦颇具匠心。而《赠黎安二生序》一文尤有其独到处，更可见曾巩笔端之工力。全篇行文几近口语，浅显、流畅而明达。起笔叙记苏轼荐书，述评黎生、安生之古文，极尽赞语。所谓“闳壮隽伟”、“反复驰骋”、“穷尽事理”、“才力放纵”，或排偶、或单行，或间杂并用，使语言形式多变。而黎生与曾氏的问答，既生动又形象。作者以“既得之……乃将以……”的句式询问，亲切婉转、充满着热情与关怀;黎生亦以“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作答，也立见其真诚与急迫，使“赠序”主客的音容神态跃然纸上。作者很善用虚词“乎”，或置句尾：“甚于余乎?”“止于笑乎?”;或位于句中：“信乎古”、“合乎世”、“志乎道”、“同乎俗”，既使文句语气凝重，亦有停顿承转的功用。作者明知世俗里人的讥讽“迂阔”，黎生的“求言解惑”都是文坛论争中的大是大非，却故意“将大化小”，以一种不屑一顾的语调行文，“自顾而笑”，谈吐诙谐;有问有答、开合自若。形似松散却妙趣横生。两出“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一问一叹，作者的万千感慨，吞吐抑扬尽在其中。如此巧用造句，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全篇以“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收束“赠序”，设置奇巧，给人以无穷余味。

曾巩毕生信古志道，对北宋散文的创建与成熟有盖世之功。然命多乖舛，奔波半生仍免不得受缠于世俗讥讽，《赠黎安二生序》虽是篇寄语后学的短文，作者却在促膝相语“似嘲似解”之中，发肺腹蕴藉，浇心头块垒，虽诙谐情趣，亦是婉转委曲，别有风韵。《古文笔法百篇》称“合看此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虽逊韩、苏之奇变恣肆，却自醇稳质实。八家并称，良有以也。”既使是一家之言，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