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均之为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边侧境，山区海聚之间，蛮夷异域之处;或燕、荆、越、蜀，海外万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乡，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驰，往往为风霜、冰雪、瘴雾之毒之所侵加，蛟龙、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触，冲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压。其进也，莫不籝粮裹药，选舟易马，刀兵曹伍而后动;戒朝奔夜，变更寒暑而后至。至则宫庐器械，被服饮食之具，土风气候之宜，与夫人民谣俗，语言习尚之务。其变难遵，而其情难得也，则多愁居惕处，叹息而思归。及其久也，所习已安，所蔽已解，则岁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专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为后世可守之法也。

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东境。士不必勤，舟车舆马不必力，而已傅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无有接于其形，动于其虑。至则耳目、口鼻、百体之所养，如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亲、故旧之人，朝夕相见，如不出乎其里; 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风谣、习俗、辞说之变，利害、得失、善恶之条贯，非其童子之所闻，则其少长之所游览; 非其自得，则其乡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习熟如此，能专虑致勤，营职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为先后，不待旁谘久察，而与夺损益之几，已断于胸中矣。岂累夫孤客远寓之忧，而以苟且决事哉?

临川江君任，为洪之丰城。此两县者，牛羊之牧相交，树木、果蔬、五谷之垄相入也。所谓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 既已得其所处之乐，而厌闻饫听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聪明敏慧之才，廉洁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图书讲论之适，宾客之好，而所为有余矣! 盖县之治，则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无为于上。吾将见江西之幕府，无南向而虑者矣!

于其行，遂书以送之。南丰曾巩序。

中国古代官制恪守千百年之成法，坚持地方官员“易地为吏”的政策。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论，这无疑是项唯一可行而又利大于弊的制度。赵宋王朝鉴于唐代藩镇割据、酿成“安史之乱”的教训，对地方官吏结党营私，徇情枉法，乃至远偏一隅，自行其道种种危及朝廷统治的行为打击尤其坚决。所以防止官吏利用久居一地的便利条件自成其势，而调遣频繁，任期日短便成为朝廷用吏的手段之一。就中央集权统治而言，这种“易地为吏”，任职期满便频频“换防”的方法，自然便于维护朝廷的集权统治。但是对地方吏治的安定，政治措施的连续，直到任职官员的个人生活与工作，势必人为地生出许多弊端和困难。曾巩以自己多年在外地做官，颠沛州府县邑的坎坷经历，深感“易地为吏”之弊端与“就地为吏”之便利。所以作者以友人江任能近乡为吏为幸事，写下了这篇著名的《送江任序》。文中曾巩竭力推重“就地为吏”，鼓励江任充分利用熟习当地风俗民情之便，广施仁政，造福人民。曾巩的见解纯从个人仕途的体验出发，不免偏颇，但目的仍在纠补时政。而以赠序体散文论之，则因其气势充沛，叙事议论巧用对比，“一路突兀写来”，句式灵活多变，笔墨萧闲而多情韵，显示了曾巩文风之本色。

江任，《宋史》 无传。据考，为宋真宗景德年问 (1004-1007) 进士，颇有诗名，官至秘书阁校理，泰州知府。此序文的撰著年代今已无考。但从行文内容推断，曾、江的交往应是文坛两辈人之间的以文会友。江任由知临川转赴知任洪州 (今南昌市) 丰城县，或已是其晚年的又一次调遣了。唯其临川、丰城两县“牛羊之牧相交”，“树木、果蔬、五谷之垄相入”，毗邻相伴，虽“易地为吏”却是“孰近于此”。在曾巩看来，这次“易地”，如同“就地”。于政于民于江氏都是利大于弊的。作者正有感于此，欣然赠序一篇，文中的喜悦自得之情几近胜过江氏。

然而，作者起笔却落墨于“均之为吏”的“易地”之弊。所谓“中州之人”为官于“异域之处”;相距“万里之人”反任职“中州”。“易地”若此，其种种弊端亦随之而来。序文以开门见山的手法，将宋代地方官吏苦于“相易而往”，疲于频繁调遣的情况率先点明。作者以两个“或”字，铺陈起一组人员地域的排比，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而“均之为吏”作为总领全篇的慨叹，确实“入手气派，大近柳州”(林琴南语)，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

以下作者历数凡“易地为吏”者，必将遇到转徙途中的艰难困苦;临行之前的忙碌，行进时的颠沛;抵达后的种种困惑;以至新来乍到、人地两疏，一时竟无法尽职尽责;直到“及其久”，又因任职期满“可引而去”。如此反复，恶性循环，使“易地为吏”者常不能倾心尽力、勤政为民。曾巩一生坎坷，家事国事缠身，尝尽颠沛奔涉之苦。所以落笔时似有将满腹辛酸与难言的激愤立时倒尽，一吐为快之感。此文语辞简洁，准确，句式齐整、有力。作者先指出“易地为吏”行程乃至千里万里，范围由中州而异域，由东西南北而“海外之人”。“相易而往”四字，包含着多少“易地为吏”者的匆匆行色、半生辛劳。继而，作者用一连串形象生动的描写，详尽地指明“易地为吏”途中的艰险。所谓“山行水涉，沙莽之地”，既有“风霜、冰雪、瘴雾”之“所侵加”;又有“蛟龙、虺蜴、虎豹”之“所抵触”;更兼“隤崖落石”之“所覆压”。这种种的“侵加”、“抵触”和“覆压”，无不时时刻刻危及着“易地为吏”者的人身安全。真可谓“易地为吏”的一纸朝命既出，却使多少人“相易而往”，常陷于性命交关的境地。作者亲身所历，深明其害，苦不堪言。至于途中必备者，凡“籝粮裹药”、“选舟易马”、“刀兵曹伍”都需预作准备“而后动”;而日夜兼程，跋涉经年，“变更寒暑而后至”。可见“易地为吏”劳民伤财，弊端显然。即使抵达易地任所，旅途劳顿还未消失，又立刻面临着衣食住行的更改，水土气候的变化，语言风情民俗的不同。许多意想不到的不了解，不适应，不习惯会接踵而来，常令人一时不知所措。所以曾巩写道“其变难遵，而其情难得也”。以上列举种种弊端，”一路突兀写来，如崩崖坠石，赋色结响均佳”(《林琴南选评古文辞类纂》)。至此，文笔“略略作一停顿”，(同前)使行文的气势戛然起伏，给人以新来乍到千头万绪，“似万万无可着手”之感。这“变难遵”“情难得”二句在语势上呈停顿之功，而其文意则既有总结，又有转折的承启自如之妙。

由两“难”又引出下面叙中有议的一段文字，行笔满怀慨叹。所谓“多愁居惕处，叹息而思归”。其中“愁”“叹”“思”三字乃切肤之语，使人如窥视府衙宅策之内“易地为吏”者的困惑不解，以及难以言表的苦衷。可见“易地为吏”之弊，不仅是耳闻目睹的劳顿和艰难，更是对为吏者身心精神的无形摧残。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弊端，其危害却是最大。辗转到此，而人心思归，“易地为吏”的目的自然难以达到。于是作者痛下断语，虽“及其久”、“习已安”、“蔽已解”，却因“岁月有期”，将被迫“引去”另任，重又陷于新一轮“易地为吏”的弊端中。曾巩就此深刻地指出凡为吏者：“不得专一精思”，又不得“修治具”、整顿条律制度，那么即使有心勤政为民，欲推广“天子及下之仁”，传立“后世可守之法”，也是难以实现的。作者写“易地为吏”的弊端由“相易而往”起始，以“岁月有期”、“引而去矣”作结，俨然是一次“换防”的全过程。曾巩以这种首尾呼应的方式，实出了“易地为吏”其弊遍于各个环节的特点，由此可证为害的深广。作者运笔自然而有层次，以叙述有序，叙中有议，顺次铺展开这一吏官制度的诸多弊端。而行文的语辞感情色彩强烈，记叙事物又多简洁生动，语出有据有情。给人以情浓辞切，亲身经历的信实之感。未以不足“为后世可守之法”，结清上列各层文意。由“易地为吏”的制度掘出“后世之法”的要旨，将吏之本身所受的艰难退至为后，使寄寓着的危及吏治朝政的利害突出于前。作者为文向以“明圣人之道”，“发难显之情”为宗旨。此处的意出文笔之外，仍着眼于社稷大法。然而，在形式激昂，文势直贯而下的行文中，依然显示出曾氏“醇乎其醇”的儒者风度。

二节文字单论“就地为吏”的便利。所谓“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曾巩从个人的经历体验中，比勘对照“易地为吏”的诸多弊端。作者细心地罗列出“就地为吏”的种种长处、益处与便利。虽然大多是曾巩的希冀与愿望，但作者写来却如数家珍，得心应手。作者向来主张就地、就近为官，“不在西封在东境”。首先即可免除奔旅艰难困顿之劳。所谓“士不必勤”，“舟车舆马不必力”，使为吏者消去了精殚力疲的第一弊端。凡是“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既不能侵吏之躯体，又不能搅乱其思虑，官吏的调遣变动并不成为身心的耗损，“就地”与“易地”的利弊也就很明显了。所以作者用赞叹的笔调宣扬这种制度的优越，到任之后“百体所养”，如“不出乎其家”;“故旧之人，朝夕相见”如“不出乎其里”。至于“山川之形，土田市井”，乃至民情风俗、语言习惯，由于为官不出乡里，自然非常熟习。尤其是当地的“利害、得失、善恶”的发展规律都能了如指掌。对于这些，为官吏者不是儿时即有“所闻”，便是亲眼目睹，亲身游历; 至少也能从乡里的先辈长者处得到指点。为官吏者对任职诸项事宣能谙熟到这种程度，还发愁有什么事办不好呢? 作者的个人经历坎坷，体验非常细深，所以笔下所指能从大到小，从物到人，从行动到体味。一一叙出井然有序，由表及里，给人以细腻入微之感。对应于“易地为吏”的处处艰难，“就地为吏”的便利真是时时可见。作者构筑这种对比时，仍将宗旨落在两种吏治施行的效益与结果上。所以曾巩说当官能做到“专虑致勤，营职事”，“宣上恩”“修百姓之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就地”“就近”的制度。为官吏者处理公务，审决刑赏与计划，能“断于胸中”，从容不迫，也是得之于“就地”“就近”的便利。因此，作者反问一句“岂累夫孤客远寓之忧，而以苟且决事哉?”果然是理直气壮，有根有据。曾巩阐述各“用于其土”之便，同样着力于叙中有议的章法，作者内蓄的蕴藉随着便利一条一处的明示，使行文同上节的激愤截然相反，语辞间满含着由衷的感叹与喜悦，隐寓着对江任的近乡为吏极表羡幕和庆贺之情。然而作者在二节的文字中也同上节一样，只字不提江氏，使文题所指似乎游离其外。这种由远及近的手法使文章脱离了一般赠序文的俗套，而题旨飞出行文之外，为全篇平添逸趣，亦增其可读性。

末节的笔触才回到这篇赠序文的题旨：为江任君由临川转赴丰城任职作临别赠言。作者在上文极贬“易地为吏”之弊，赞赏“就地为吏”之利，此时此处却不去作对号入座式的陈述，只一味指称二地接壤，便利自得。所谓有牛羊、树木、果蔬、五谷的“相交”“相入”，果然是“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曾巩真诚地为江任庆幸，相信江氏在新任上必将有所作为。作者这时将笔墨集中于对江氏人品与才能的评价赞扬。文中以“聪明敏慧之才，廉洁之行”，“图书讲论之适，宾客之好”突出江氏的秉赋、清政与好学不倦的品格。作者断定丰城有了江任去治邑，他只须稍作努力，定然事倍功半，其原因就在于“就地为吏”。以江氏的政绩与能力，治理丰城实在是绰绰有余。送江氏上路总要讲几句吉祥祝福的话语，曾巩不提希望，不写鼓励，反别出奇思，说丰城的“县之治”则因江氏的到来，必定会使“民自得于大山深谷”，而州府也自此无左顾之虞。作者的用笔在于“不言县之得人，而言州之无事”，(林琴南语)由此反衬出江氏得益于近乡为吏，使州府均能无为而治。丰城虽“大山深谷”之地，以江任为其吏“孰近于此”论之，“江西之慕府，无南向而虑者”，必然是意料中的事。

曾巩长于议论，每每穷尽事理。如此文虽是友人间的赠序短文，却能立意新奇，脱尽旧习成法。作者欲扬欲抑，或褒或贬，态度鲜明。写“易地为吏”之弊，“一路突兀”，文气直贯而下;赞“就地为吏”之利，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全篇由文题生发，掘出新意，蕴藉似飞出纸外;结语又归回题旨起始处，文字前后照应，使结构散而不乱，自成统一。所谓“笔墨萧闲”的曾南丰之本色，在本文中则多以对比与叙论的巧妙融合，句式的骈散、长短的错杂，以及不动声色之中的一路铺陈排比，使作者的思想与风格才得以最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