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 向列传。而 《隋书》及《崇文总目》 皆称向 《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以 《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 《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 《颂义》 为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 以《颂义》 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 《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 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 今校仇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 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

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楩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云。

曾巩文章“本原六经”，长于古道，尤善作“目录之序”，而为文“至有条理”(林琴南语)。其所撰《列女传目录序》，正是此类文体中的别具一格者。作者借考订刘向《列女传》一文的目录、编次为由，巧运文思，揭传文之大要、掘“列女”之题旨，“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从娓娓叙记、要言不烦的行文，到引经据典、剖析精微的阐述，曾子固以大家手笔竞引发出一番“王政必自内始”的议论。使序文题旨深邃，发人深省。虽历来称“书序最难工”(同上)，但曾氏这一篇《列女传目录序》却以其指事精实，构筑严谨，文笔淡古，见识深刻而流传后世，为历代史学家与文学家所赏识。

全文由考核、校订人手。首节文字循“书序”之成法，落墨于刘向所叙《列女传》之篇目次第。或溯传文源流、或辩沿革变迁、或断篇卷目次、或析诸家识见。作者考订详实，不厌其烦。凡典籍所载者，一一排定《汉书》、《隋书》、《崇文总目》、《艺文志》、《唐志》诸本的先后; 凡编订著录者，又逐个叙述刘向、刘歆、曹大家 (即班昭)、苏颂及官修史书的异同。而考稽篇目次第则由八篇而“离其七篇为十四”，而“与《颂义》凡十五篇”，又益以“十六事”，直至指出其篇卷的增益补缀、分合删定乃典籍、诸家各有其数。作者“编校史馆书籍”(《宋史》本传) 一向精益求精，比勘对照从来审慎谨严，遂有文中“今校仇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的结论。曾巩在首节文字中并不限于“考之”，“验之”，而是就《列女传》的古书之变迁畅发议论。作者虽亲手“校仇已定”，仍慨叹不绝。所谓“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无疑是曾巩的发自肺腑之言。可见《列女传》一书，虽世人之常见而不以为疑，虽疑者之不解而久不能辩析。自 《汉书》而至《唐志》，自班昭而至苏颂，虽时旷日久，终未详明《列女传》之根源脉络、分合异同之所在。曾巩“校仇”已毕，面对着“已定”而“可缮写”者，不禁油然生感。以至笔下“众矣”、“惜哉”连连叹唱。既为考订目次的结语，又隐寓着下文的勃发议论，文意折转自然而委婉。首节的考订明晰，指评典籍、编著者又出语有据，更为二、三节的阐发序文题旨，直抒胸臆作出铺垫。古人品评这一节文字时说“以上叙节之存亡分合”(《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注文)。此语似只指明曾巩行文的表面，并未细听出唱叹声里还盈溢着一种穷尽事理，由此及彼的欲望与心气。“校仇已定”、“可缮写”，文势至此处作一顿，笔触却由序古书的“目录”、次第转而作生发引申，遂衍成下文的借古人古书以讽切时君的宏论。

二节文字是全篇的重点。曾巩先揭明刘向撰《列女传》的“述作之大意”： 所谓“王政必自内始”，而“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故列其传“以戒天子”。作者起笔即落在关键处： 王政必自内始。而“述作大意”既明指刘向，亦暗含着表明作者的心迹。曾巩行文很善于借古喻今，文字既述刘向“大意”，亦显作者的大意，以“王政必自内始”讽切时君，戒今之天子。首句品评史实，直指汉成帝后宫“尤自放”，“乱自内始”。议论的锋芒即由此而入，文意或明或隐，一笔写出两层“大意”，果然是出语不凡。据《汉书·刘向传》：“向睹俗弥奢淫，……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文中所谓“赵卫之属”分指赵飞燕、卫皇后女辈。赵“本长安宫人，属阳阿主家学歌舞”(《汉书·外戚传》)，卫氏亦自微贱得宠。此处的“卫之属”实指李平者，系由“侍者”得幸，“立为婕妤”“赐平姓曰卫”(同上)。可见赵、卫(李)之类“贵倾后宫”，其“逾越礼制，寝盛于前”(同上)以至“风俗大坏”。刘向有感于此遂有《列女传》之文成篇;曾巩作借花献佛状，更指出“汉承秦之敝”。北宋当朝如何虽不说，其意已显明。可见“贵倾后宫”，“逾越礼制”的“风俗大坏”确已非一日。囿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作者要想在序文中直抒胸襟，只能用这种曲笔达意的方式：慷慨激昂地指斥“赵、卫之属”，委婉笃诚地阐发辩陈之心。

如一般俗手为文，此时就文句所指而大贬“赵、卫之属”，斥其祸国殃民正顺理成章。曾巩运笔并不落此俗套，偏“独提一事发端”(《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注文)。由王政必自内始发难，捡出《母仪传》中“大任之娠文王”的一段佳话说起，笔锋宕开，别出新意。“大任”(一称太任)者，文王之母。所谓“及其有娠”，“能以胎教”(《列女传·母仪传》)。而胎教又唯在“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尔雅·释诂》：敖，戏也)。似乎“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列女传·母仪传》)。由于时代与思想的局限，曾巩同刘向一样并不能认识胎教的科学性，但他们认定“恶色”、“淫声”、“敖言”对胎教的有害无益倒是可取的。但迷信“能正其视听言动者”，生子必然“形容端正，才德过人”就不仅是偏颇之见，更纯属荒诞了。考《列女传》中原有不少糟粕，刘向、曾巩或不能辩析。所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使刘向遂有传文“以戒天子”，其劝讽之意明确;曾巩亦校订作“目录序”，将“能正其视听言动”皆归之于“大人(此处似单指母亲)之事”。进而指出：即使那些深有道德者对胎教也是有“所畏”，而无能为力。在认识上已比刘向之文要深刻的多。作者借《列女传》所赞“文王之母”而“对上自放”，阐发己见。指出了为人君者无不由胎教始，而胎教“皆大人之事”，虽“有道者之所畏也”。从文意与结构来讲已同“王政必自内始”相呼应。而文势虽有跌宕，却保持着与起笔处贯通如一。此时作者巧设拟问。使文意再折转一层，“顾今天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由“王政必自内始”，揭示“胎教者如此”，又推极根本，发微“胎教”之所以然，恰在“身化”二字。所以“以臣所闻”一句，作者纯然直发胸臆，出语简洁有力。所谓“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之类，说得都是外部的条件，后天的强制。曾巩欲强调“身化”为其根本。反而先着墨于种种外界人为的力量。此处用先扬后抑的手法。突出了刘向所持的“劝戒之意”。曾巩看到了帝王宠幸，“贵倾后宫”的必然。但要避免王政乱“自内始”，尽管有外部的“助”、“戒”、“节”、“度”的措施，仍是远不能弥消内乱。所以王政必须由治内开始。行文中作者赞叹“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为唯一所归重处，正是抓住了王政的关键。其语出由衷，而褒意溢于言表。文中的“珩璜琚瑀”和“威仪动作”二句非常生动形象。前者乃四种佩玉，或形似磬而小巧，或呈半璧形状，材质由上等玉而次玉之石; 后者则从女子的“德言工容”诸多律条中单提起“劝经学威仪之则”(《汉书·匡衡传》)。作者正是用佩玉的华贵，举止的雍容来衬托“身化”的重在束己自律、修身养性。从字面上亦以外表的穿着和仪态，对比于自身的修养和躬化，作者虽指言“大任之娠文王”，其讽切时君的本意已显露无遗。文中曾巩就势以人君之内外相成，“归于自身”如“风自火出”(《易·家人》); 而文王帝业如辟立“周南”，“召南”，乃“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诗序》) 权作这一层的小结。至此，曾巩由“一事发端”引出诸多议论，遂揭示出全篇题旨： 王政必自内始，“岂自外至哉?”

以下行文从题旨生发，由近及远，寓大于小，叙作三层以证“必自内始”。而文势文意连连跌宕，文字亦穷尽事理，纡徐环复，引人人胜。曾巩由文王兴，得自于大任之胎教、太姒之内助，推出“其所以然者”唯在“躬化”二字。指明了王政原凭内治为本。“后妃有《关睢》之行”，“群臣有《二南》之美”，其相辅相成，何愁王政不普与天下，此为一层。文王躬化修身，使王政若此，可见内助内治的不可或缺。“推而及远”，以至于如商纣那样的“昏俗”之人，江汉之间的小国，从事“兔置”一类鄙贱劳务的庶民，也都能因此善而自知。文意由此又递进了一层。作者慨然赞曰：“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终使题旨深邃，剖析明示，昭然若揭。而“就士洗发”一层，既是作者为文的谐趣，更是借古喻今，讽切人主。曾氏叹后世“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既少内助，亦无治内之心，且“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所谓“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尽心》) 的遗训，只须观其言行、修身、躬化，实在是“去二南之风”远矣。文中巧以士人言行“钩醒人主”，文意仍应“王政必自内始”之主旨。行文由修身、家齐、治国、平天下而专论“士人”，何尝不体现了作者追求早期儒道“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上文有“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处单斥士人的“不知反己”，前后作一褒一贬，语辞对比鲜明。而文章跌宕折转，行文边蓄势边扬发。使作者为此“目录之序”的本心已袒露于全篇。

作者文思山胎教而内助、由治内而身化、由士人而君主，要言不烦，穷尽事理。而末节文字又折笔回锋，探究刘向博览群书的利弊。凡《芣》诸篇，或“乖异”、或“不能无失”。指出了“刘向父子世受鲁诗” (项安世《家说》)，不无所囿。因此读《列女传》亦应坚持“采其有补，择其是非”的方法，既体现了曾巩对古人古书的态度，亦符合书序文语贵精实，品评得当的要求。

曾巩另有《说内治》一篇专论，着墨于评介近世妇人的“一切悖乱、相趋于骄骜淫僻而已”，似可与这篇目录之序相参照，当自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