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

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闇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命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俊伟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 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 可不惜哉!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这篇文章是馆阁群臣校定梁·肖子显所撰《南齐书》后曾巩为该书写的一篇序。为他人之书作序; 一般都是以书作者或书籍内容为主，侧重于介绍和评论，但这篇序却不守成法。虽名之曰序，全篇却以史论为主; 所论内容又与本书密切相关，在对正题的论述之中很自然地评价了《南齐书》的价值，指出本书根本缺陷之所在，以论带评，有破有立，至有条理，非但是曾巩书序体散文中之佼佼者，同时也是书序体中驰誉后世的名篇之一。曾巩学有根底，博古通今，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编校史馆书籍，元丰四年宋神宗手诏，赞“曾巩史学见称士类”，使典修撰五朝史事，可知曾巩的史学素养颇深。更兼作者清正古朴、意蕴深沉的文字功底，无怪乎曾巩的这篇序备受当时及后人的称赞。

文章的第一段，简单明了地介绍了《南齐书》的结构及与前代同类史籍的渊源关系，引出撰人，并特识“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这一笔，就为后面的论述引起了话头。肖子显是齐高帝肖道成之孙，豫章王肖嶷的第八子，齐封宁都县侯，梁初降为子。自请撰修南齐史书，奉梁武帝敕，撰写毕，表奏之，诏付秘阁。以前朝帝王子孙而修前朝史书，二十四史中只此一家。正因为前代未远，且子显与前朝贵族恩怨纠结甚深，撰写中未免乖乱史法，“更改破析”、“事迹暧味”之处尤多，遂为后世识者交讥。曾巩特识于此，既为后文批评《南齐书》埋下伏笔，暗地里又讥刺了梁武帝“所托不得其人”，由此生发，展开了下面的议论。

议论之始，曾巩率先说明自己对“史”的基本认识。“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修史的目的，就是“以(前代)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后世)法戒”，把圣人之道、把前代的统治经验传诸后世。使后世有所依托、有所借鉴。史之要务，就是得其意、正其实、通其理、善其辞，以圣人之道为准则，明其善恶，正其得失。而要得其意、正其实、通其理、善其辞，整理条贯、传之久远，就一定要“得其所托”，让那些“良史”执简操笔，“为之者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倘若“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闇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史法也就乱了，善恶忠伪也就不可分辨了，前代业绩也就不能彰明了。如此，“史”也就起不到传达圣人之道的作用，修史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段论述，先明修史之目的，次及“所托必其人”的重要，终以“所托非其人”造成的恶果来反证”所托必其人”这一结论，层次分明，文字干净，论证确实。

到了这里，文气很自然地一转，什么样的人才堪托以修史这样一个论题很自然地被引申出来了，下面所有的文字，都是围绕着“良史”二字展开，论证的细密周致、委婉自然。“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简言之，所谓良史，必须内蓄道德，外修文章，是圣人之徒，方可措手史籍，这种主张，很明显地和古文家“文者道之器”(李汉《昌黎先生集序》)、和曾巩的文学观保持一致。

论题确定了，下面就从正、反两方面论证“良史”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曾巩并不是单纯以证成论题为目的，而是在论列史学发展史的同时，有破有立，提出了史官、史籍的标准规范，评判了两汉以来史学的优劣得失，寓褒贬于质朴的叙述之中，所以这两段文字虽然简约，但其蕴含的内容却很丰实。

从“何以知其然也”始，为正面的论述。尧舜之时。执政者“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治天下之具”甚为完备，政绩甚为昌明。这个时期“执简操笔而随之”的史官，“亦皆圣人之徒也”，他们能历记当朝政绩，传达圣人之道，“并与其涤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细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产生了《尧典》、《舜典》这样的名著，“史”真正地贯通着“道”，且能发幽显隐，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道德齐备，文方茂盛，著述辉煌。史学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能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因为当时史官“明”、“道”、“智”、“文”俱足，君臣相得、所托正确之故。这段论述由政业推及史籍，再由史籍推及史官，紧紧扣住了中心论题，层层深入，线索异常清晰、洗炼，显得流畅生动，质朴自然。论证之余，对史籍的体制规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从“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始，是总结经验教训式的反面论证。通过对两汉以来史学的宏观概括，通过对史家巨擘司马迁这个个案的解析，使读者对论题的认识又具体了一步。曾巩对司马迁是贬多于褒的，他在肯定司马迁的贡献——能在秦火之余勤于搜求，“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创立史书体制的同时，又指出他不能纯达圣贤之高致而现之于后世，“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因此，虽然不能说司马迁不是“俊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但终究“明不足以周百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能以文贯道、弘扬圣法，史则史矣，非为“良史”。“迁之得先如此，况其他邪?”后世史书，“盖无以议为也”——不值得细细议论了。

这两段论述，一正一反，一扬一抑，构思精巧，笔力雄健，破立结合，立意鲜明，既证成了论题，又表达了自己对史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叙与论、褒与贬结合，细部的描摹与整体的勾画相互呼应，以少少胜许多，堪称大手笔。

最后一段，照应本文写作缘起及第一段的内容，特论肖子显的《南齐书》。“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而且“其文益下”，显然肖子显不具史才; 文笔章法也不入曾巩法眼。非独文笔低劣，数世之史，资料繁多; 理应线索清楚，史实明确，他却给弄得“事迹暖昧”，褒贬无据，立不定立场，把持不了大道，起不到“明夫治天下之道”的作用，简直是一无是处。很显然，在曾巩看来，肖子显不具备“良史”的条件，《南齐书》算不得是“以文贯道”，斯人斯书，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文章之末，喟然兴叹，为史者“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史之所托，岂可忽哉! 再一次撮起全文的中心论题，与议论之始遥相呼应。

这篇文章较长，但立论新奇，行笔不落俗套，构思精巧，层次清楚，起承照应法度谨严，结撰的统一整饬颇有变化，论证严密，丝丝入扣。语言上，本文也颇具特色，骈、散结合，长短相间，句式变化大，迭句、问句用得很多，这些都很好地疏导了作者思想感情的流露。总的来说，这是一篇优秀的文章，不论是研究史学史还是文学史，都应很好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