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 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 官无虚名，职无废事; 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 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 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 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 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

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汤之治; 由汤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 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遇极治之世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余年而一遇; 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

《唐论》是北宋著名散文家曾巩议论说理文章的代表作。它从剖析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入手，分别从治国的志向、才能、成效三个方面，评论了初唐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是非得失。表达了自己推崇“先王之治”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作者历史观上的保守性。

这篇文章价值在于篇幅不长，容量极大，简繁得当，把千年历史容于千字文中。充分反映了曾巩的散文风格。曾巩在中国古代文坛上，能够独树一帜，名属“唐宋八大家”之列，决非偶然。他的散文长于议论，平易朴实，结构谨严。如果说苏轼的风格是雄奇奔放，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那么曾巩的文章是淡雅委婉，表现了阴柔之秀。

曾巩虽然在39岁时才中进士，但这篇《唐论》大概是他及进士第以前的一篇策论。

“论”是一种说理的文体(包括一切论政、论史、论学之文)，成于两汉、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得到很大发展，到宋代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中更是蔚然大观，形成昌盛的局面。

北宋由初期到中叶，由于外部民族冲突加剧，内部阶级矛盾尖锐，一直表现为积贫积弱，从来没产生过汉唐初期的兴旺气象。当时有识之士要求变法，纷纷上书献策。皇帝也有心革新政治。早在庆历时期，范仲淹就主张推行科举新法，废除明经等主试科目，提倡策论。一时期，文人学子欲中举及第者，纷纷引经据典，察古观今，就国家安危治乱等问题写出了不少精彩的策论。曾巩的《唐论》就是其中之一。

文章的第一段，夹叙夹议，简要论证从秦汉到晋隋，没有一个朝代达到了古代先王太平盛世的理想境界。

第二段从治国的志向、才能、成效三个方面赞颂了“贞观之治”的功绩。

第三段论证了“贞观之治”与先王之治在几个方而的差距。

第四段是文章的重点。阐述了先王之治千年不遇的原因与士之难遇明主的不幸现实。表达先王之治难于实现的感概。

曾巩为什么这样向往先王之治，以至连史书盛誉的“贞观之治”，他都认为不能与先王之治相比呢? 这就需要了解儒家“道统”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自从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吾从周”之后，历代儒学圣贤都把尧、舜、禹、汤、文、武等圣君明主的时代美化为太平盛世。称之为“先王之治”。封建社会的文人，由于历史的局限，看不到历史的发展，把实现“先王之治”当做自己向往的目标，在心造的幻景中寻找精神寄托。这样，“先王之治”也就成了他们不满现实，批评朝政，提倡变革的思想武器。曾巩的文学与思想都源本于儒家经典。他自谓“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 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奉行“宗径明道”。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目光巡视千载，笔锋跨越秦汉隋唐数朝，然而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先王之治”，这不仅表现了曾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也说明了他历史观念的保守态度，这些自然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曾巩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治国的志向、才能、成效三个标准，还是有感而发的。他对唐太宗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称赞，隐藏着他对北宋王朝混乱朝政的不满。他赞颂唐代“官无虚名、职无废事”，自然人们会联想到北宋官吏冗滥、贪污腐化的现实; 他夸耀唐代“粟米之贱，斗至数钱”，自然人们也会联想到北宋年年向辽和西夏输银纳贡，国内土地兼并，农民倾家破产的状况。从他对志士难遇明主的慨叹中，人们也可以体会到封建王朝对人才的埋没与压抑。

这篇文章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它的艺术技巧方面。此文的一大特色是详略得当，剪裁得体、结构谨严。本篇只有千余字，却要论述千余年的历史，而要突出中心，全靠剪裁的功夫。题目是《唐论》，重点自然要详述唐代政治得失。但是如果直接论唐，则显得突兀。再则把成、康之后到晋隋这数百年间的历史当成空白也不利于对比说明。作者文笔简捷，仅用二百余字，从古谈起，一路写来，夹叙夹议，从而概括了七、八百年的历史。跨越数朝而无喧宾夺主之感，指点秦汉晋隋又不剑拔弩张。在从容平和的气氛中以一句“其为不足议也”轻淡地一抹，就收住了笔锋转而论唐。唐朝也难以全都论述。作者写道：“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他巧妙地从唐代三百年的生命中截取它最为蓬勃兴旺的时期。一下把对象缩小了，也更突出、更有代表性了。好象照相取景一样，随着光圈的缩小。所取的目标反而更加清晰、集中。这就为作者饱蘸浓墨、详论盛唐做了极好的铺垫。此外，在阐述太宗有“天下之志”、“天下之材”、“治天下之效”三方面长处时，由于汉文帝也曾被作者说成是有“天下之志者”。所以作者也不再详述，只用“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八个字加以肯定，而把笔墨放在后面。作者以简捷的笔法领着读者逐级而上，跨越了数个台阶登上一个宽阔的平台。然后驰骋纵横。大笔淋漓，充分阐述太宗的“有天下之材”与“治天下之效”。这样写详略分明，疏密相间。既有利于突出论点，又可减少笔墨，足以表现作者高超的艺术剪裁功力。在纵论唐朝以前的历史中，作者疏中有密，谈论秦朝说它“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指说汉代，写它“非放先王之法”，文帝也“天下之材不足”。至于叙及唐的“贞观之治”，既说它的功绩，又说它的不足，行文没有疏漏偏颇之处。尽管作者的观点是保守退步的，但在结构安排上却是严谨周密，足以令人赞赏。

本文第二个特色是欲抑先扬，波澜起伏的布局谋篇艺术。作者在本文中是通过剖析太宗的“贞观之治”来论证“先王之治”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作者没有一开始就推出这个让人失望的论点。相反，作者先以昂扬的笔调，充满热情地综述太宗三方面的功德。“以租庸任民”到“以尊本任众”六个排比句形成奔放急切的气势。这样引起了读者对唐太宗的敬佩之情，似乎“贞观之治”大概接近于“先王之治”了。但在作者肯定了唐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才之材”和“治天下之效”之后，笔锋一转，接连以“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等句子拉开一个大大的差距，仿佛盛赞太宗的感情激流一下撞在先王的“法度，”“礼乐”、“田畴”、“庠序”等几块高高的屏嶂上，溅起一片遗憾的浪花，在一放一收，一扬一抑之间，突出了“先王之治”的神圣，高远与渺茫。此外，在论述秦汉晋隋各朝时，如果依次否定都没实现先王之治，就会显得平淡直露，所以，中间提起一笔“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造成一个悬念。紧接着一转，说文帝“仁闻虽美，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又是一放一收。这样全篇跌宕起伏，表现了充沛的气势与说服力。

作品的第三个特色是作者遣词造句的杰出才能与富于变换笔调的本领。在句式的过渡衔接时，往往以精练的连词做转折。如“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其中“为”字，“更”字，“垂”字，都到了一字不移的地步。第二段中大段的排比句，对偶句，多以四、五字的短句出现。如“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 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 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抑扬顿挫，整齐凝练。全段急切紧凑。到第三段，笔调为之一变“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等一串“者……也”的句式又显得从容舒缓，似乎文章也如河水一样穿过窄谷高峡到了宽敞的平川变得飘逸自如了。

再，排比句式的长、短、奇、偶配合得当，使文章有跌宕起伏的节奏，这也是本文的艺术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