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古之州从事，皆自辟士，士亦择所从，故宾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从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择士，士亦不得择所从，宾主岂尽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辄去也。故守之治，从事无为，可也;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亦势然也。议者不原其势，以为州之政当一出于守;从事举其政，则为立异，为侵官。噫!从事可否其州事，职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则舍己之是而求与之同，可乎不可也?州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责，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则举其政，其孰为立异耶?其孰为侵官耶?议者未之思也。虽然，迹其所以然，岂士之所喜然哉! 故曰，亦势然也。

今四方之从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从事，视其政之缺，不过室于叹、途于议而已，脱然莫以为己事;反是焉，则激。激亦奚以为也?求能自任其责者少矣。为从事乃尔，为公卿大夫士于朝，不尔者其几耶?

临川蔡君，从事于汀，始试其为政也。汀诚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诚未治也，人皆观君也。无激也，无同也，惟其义而己矣，蔡君之任也。其异日官于朝，一于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欤?其行也，来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该文是曾巩为即将去汀州赴任的蔡元振写的一篇赠序。曾巩这篇散文，是借赠序之题，侧重于对宋代吏治的种种弊端展开议论，从而提出切合时宜的救弊方法。文章穷尽事理，题小意宏。较好地体现了曾巩散文长于说理，平实蕴藉的风格。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官吏一律由朝廷任命，上下级都没有彼此选择的自由。这种用人制度不能各因其才，故百官也无法各尽其能，官员之间的关系也难以融洽，工作难协调。由于朝廷不明下情，不辨贤愚，“进之不循其材”(《说官》) 致使一些平庸无能者身居要职。他们既不善于治理政事，又独断专行。其僚属对于上级不得当的施政主张，有的随声附和，有的激烈反对，这样朝庭政令很难顺利贯彻。“故百官之于万务也，皆怠而忽也……而不足以致治也。” (同上) 作者针对这种腐败吏治，提出了一些补偏救弊的意见，同时勉励将要上任的蔡元振要尽职尽责，对蔡君的前程寄予厚望。

曾巩曾先后知齐，襄，洪，福等州，通判越州、颇有政绩。他谙于治国之道，在《本朝政要策》一文中，对政治，军事，财政等朝政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的考察。反映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而吏治问题尤其是他注意的中心，他的很多议论文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杂论《废官》中就曾提出“宜于今者、莫若修先王法度之政而备其官，其责任也明，其绌陟也果……如此则任者举汲汲于成天下之务，处者举欣欣于赴天下之用矣”的吏治主张。友人赴外任，他总是以竭尽职守相期待。在《送江任序》 中，曾巩希望作为本地官的江任要充分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待“……所有事之宜，皆已习熟，如此故能考虑致劳职事; 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在《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中，作者也勉励李材叔在边地为宦要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致力于改变边地的落后状况。曾巩长期担任地方官吏，对为宦之道颇有见地，他能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处境，传授治政的经验。在这篇赠序里，作者针对当今官场中，上下级关系不融洽，工作不协调，“求能自任其责者少矣”等现状，他提出： 州从事作为知州的僚属，虽是副职，官虽小而责任重大，要积极辅佐知州分掌事务。尤其是当知州不善治理政事，不能自任其职的情况下，州从事更要勇于布政治事，发挥主动精神，不必顾虑所谓“从事举其政，则为立异，为侵官”的指责。这是“守之不治”的情势下采取的不得已办法。对于州事不正确的施政主张持有异议，这是州从事的职责，不要苟合求同，也不必过于激烈地抨击。态度过于激烈，于事无益，只能加剧上下级的矛盾。只须在忠于职守的前提下，按适宜的标准行事。这些方法对于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弥补吏治中的缺陷都具有现实意义，体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文学观。曾巩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作文“必须有所托而后能传久”，(《南齐书目录序》)强调文以载道“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同上)这篇赠序有着较浓的儒道气味，而作者将道绳之以用，就使它有了具体内容和实用性。

这篇散文、全文以议论为核心，分析辩难，曲尽事理。文章一落笔，先从古今州从事与下属官吏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作比较，这样既扣住为赴任州从事的蔡君写序的题意，又从古今两种用人制度的对比中，看出今之用人制度的缺陷，为下文提出救弊的主张作了铺垫。接着作者又将“守之治”与“守之不治”两种不同情况作对比，突出了“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亦势然也”的中心论点。议论文往往因过多地用以事喻理，排比博引、而给人以滞重，厚笨之感，而曾巩的议论文，不落俗套，在提出中心论点后，他没有列举事例加以论证，也不旁征博引。只是举出“议者”认为：“从事举其政，则为立异，为侵官”的错误观点，予以辩驳。作者首先肯定了“从事可否其州事，职也，不惟其同守之同。”随后写道：“则舍己之是而求与之同，可乎不可也?州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责，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这两个问句的答案实际上是很明确的。问句语调温和，平淡中见透辟。紧接着“其孰为立异耶?其孰为侵官耶?”两句反问，表面上从容和缓，骨子里却毫不宽贷，驳倒了“议者”的观点。而在“议者”观点与作者的两句反问的鲜明对比中，“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的中心论点也显得更充实有力。第二段，文章将议论进一步深入。指出苟合求同，不能自任其责的现象并非个别，也不只存在于地方官僚机构，“为公卿大夫士于朝”也是“求能自任其责者少矣”。对于吏治的弊病，他们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态度偏激，不讲究方式方法。最后一段，笔锋一转，回到了赠序的题目上。将前面的议论落到实处，勉励蔡君到汀州后，倘若“守之不治”，则要“无激、无同、惟其义而已矣”，忠于职守，要是耒日士于朝廷，亦当如此。《送蔡元振序》全篇结构周密完整，从小题发大议论，用对比的手法，两两相层、层层深入，条理清晰。分析道理、娓娓而谈，不迫不躁，文中用了很多问句和“也”字句，使文章节奏从容和缓、行文流畅自然。

曾巩的散文以说理见长，但并非毫无感情色彩，只是表达感情藏而不露。赠序终篇无一字抒情，文中将感情蕴藉在议论之中。在文章开头将“古之州从事，皆自辟土，士亦择所从，故宾主相得也“与”今之州从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择土，士亦不得择所从，宾主岂尽相得哉!”两种不同的用人制度作对比，孰优孰劣，不言自明。而作者对古之用人制度的向往之情已隐含其中。在论及“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这个论点时，作者议论道：“虽然，迹其所以然，岂士之所喜然哉!”从这句深有感触的喟叹，读者不难感受到曾巩对苟合求同，不负责任的在位者的强烈不满。韩愈、欧阳修所写的赠序，结尾常常流露出对别者的情谊，感情表达得外露而充沛。曾巩的这篇赠序，却将这种惜别之情潜藏在对蔡君所寄予的重望和劝勉之中，言情而不露痕迹。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以说理见专，具有平实蕴藉的文风，对程朱理学家和桐城派古文家都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散文在当时深得欧阳修、苏轼等名家的推重，是难能可贵的。正如黄宗羲所说：“曾巩立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行缓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