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 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 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曾巩的《醒心亭记》撰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八月，是应其宗师欧阳修的托咐而成。由此“记”文的内容与趣旨似可断定，它理应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为浑然一体，无疑堪称一组绝妙的姐妹篇章。不过后人常指“醉翁”、“丰乐”二记为传世名著，至今脍炙人口，反倒将曾子固的《醒心亭记》冷落了。虽然三记的品评上下或可分出高低;但无论从题材记述的完整，题旨深化的境界，还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只读“醉翁”、“丰乐”而不读《醒心亭记》，恰如管中窥豹，终不能见其完整全身，也就无法体味二记的欣然天成，匠心独运。反之亦然。且“醒心”一记后出，其立意谋篇，结构布局，文势起合，乃至文法句法，都必定受前面二记的辖制与影响，如果说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笔墨文思还无意于“浑然一体”;那么曾子固写《醒心亭记》时，就不得不用心地斟酌三记的和谐与详略了。毫无疑问，这种“无意”和“用心”并不能阻止欧、曾各自风格的体现，却正是“醉翁”、“丰乐”二记久传不衰，《醒心亭记》独有其妙之所在。

“环滁皆山也”。欧阳修以五字凝炼，总领起三记的地貌地理，概括出姊妹篇章的落墨有据。而滁州“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醉翁亭记》)山势回抱，水泉甘冽。这才有宋僧智仙者先建“醉翁亭”(名晚出自欧阳氏“记”文)，临于琅琊山麓之酿泉;欧阳修继筑“丰乐亭”，辟立在大丰山北麓之幽谷泉侧;又增构“醒心亭”，仅距“直丰乐之东几百步”之遥。后二亭虽晚起，却翼然凭添绝好风景，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更兼欧阳修公以太守“醉”、“乐”、“醒心”之余兴，以文坛大家之手笔，欣欣然作“醉翁”、“丰乐”二亭记。一时“远近争传，疲于摹打”(《滁州志》)，而佳话与趣轶亦随佳作齐名。不过滁州三亭虽各为山水增色，唯仅有二记以传布其妙，终不免为憾事。所以欧阳修书寄曾子固，邀请他撰《醒心亭记》一篇，以记述增筑揽胜之举，以促成“浑然一体”、之愿，以飨世人“多求其本”之心。曾氏遂应允。于是受嘱为文，或难或易亦尽在其中了。

作者切文题而落笔，首节文字简洁明了。先述醒心亭的具体位置：“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继而指出筑亭的时间“欧阳公作州之二年”(1046);又详明与“丰乐亭”的联系：“直丰乐之东几百步”。指物记事，交代准确，且叙述平实自然。其中“得山之高”四字单提，实已点出“醒心亭”的与众不同处。为下文设埋伏笔。唯末句“使巩记之”顺势收顿一节文字，显得极其自然贴切。“使”字由上文而来，主体仍是欧阳修。行文间盈溢着作者对欧曾师生之情的“且喜且幸”。看似作者无心，而文势蓄聚已见端倪。

据考，曾巩作《醒心亭记》时，已二十九岁，虽然他“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曾巩墓志》) 且“未冠，名闻四方”(《曾巩行状》)。但此刻仍就读于京城开封之太学。不过欧阳修已负谤遭陷，由京城任知掌制诰，贬谪为任知滁州。遂于庆历五年 (1045) 十月抵郡。欧阳公有感于自已政治生涯中的二次被贬 (第一次是在他三十岁时因诤谏痛责高若讷，即著名的《与高司谏书》，落职峡州夷陵令)，一度郁闷频生。他常借公务之暇，率众出游。寄怀于滁州的山秀、林深、水清之间。他辟筑二亭，连撰二记，抒情写志于“醉翁之酒”，“与民共乐”之内。及至“仰而望山，俯而听泉”，醒心明目，“久而忘归”，遂有三亭缺一“记”，虽直抒胸臆而意犹未竟之感叹。可见“使巩记之”四字，既含有欧阳公欲求曾文，以补郊游宴乐图之缺篇; 又显示出作者决意倾心尽力。以促成三记的合璧联珠。而欧曾间以文会友的君子之交，师生之谊已显然。

虽如此，曾巩撰《醒心亭记》未落笔时已有数处为难。命题作文，宗师亲审，曾子难免惶恐愈加，分外用心。此为一; 有“醉翁”、“丰乐”二记在先，况文坛大家手笔盛名，何能试比? 此其二; 从感怀“醉翁之意不在酒”，到唱叹“天下之平久矣”，文章蕴藉几尽。此其三。凡此三难处使曾子固不得不另辟蹊径。全篇舍弃了对“醒心亭”所处环境与背景材料的阐述，以避免与“醉翁”、“丰乐” (尤其是后者) 二记相重复。作者对所记景物作精心剪裁，着力于“醒心”二字的或字面故实，或命名内涵的揭示。指出了三亭之中“醒心亭”的独特功用。所谓“丰乐以饮”。“醒心而望”，对欧阳公率众出游来说，“醒心亭”乃终游胜景。“饮少辄醉”也好，“丰年之乐”也罢，欧阳太守游兴所至，“或醉且劳”，唯“醒心”能释解。所以作者连用二个“必即”，“必即丰乐”，“必即醒心”。首先突出“醒心亭”在郊游宴乐之中的地位。“凡……则”句式的直意即在点出“醒心亭”为游宴者所必到之处。

“醉翁”、丰乐”二记都点明两亭命名的趣旨。前者以“苍颜白发”、“自号曰醉翁”，亭名亦凭“太守自谓”; 后者因深藏丰山幽谷，兼得“安此丰年之乐”，“遂书以名其亭焉”。曾巩亦翻出新意，由“醒心而望”四字，连迭数层。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望”眼前亭景四邻，“望”远处林壑诸峰。一个“望”字将滁州之美尽揽收眼帘：“群山相环”、“云烟相滋”、“旷野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望中亦很有层次： 山、云、旷野为远景飘逸; 草树泉石为近者映辉。直至人人“目新所睹”、“耳新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于是“醒心”亭名的内涵寓意或可辩识。然“或醉且劳”原应归返。然而一即“醒心而望”，则“更欲久而忘归”。可见“醒心亭”自有胜过二亭之处。唯其胜处亦由“望”字来，人游宴者之心腑神窍，无怪乎“目新”、“耳新”、“心洒然”。此时反观首节的“得山之高”，伏笔可谓精巧。唯其登高远眺，才能有“望”。也才能“望”出远近雄奇清幽，也才能“望”出太守胸中的心地旷达、“醉、乐、醒心”。作者此处的想象极丰富，“望”字以下，语辞质朴而生动，而一意连出数层，行文却毫无板涩平淡之感。继而作者又翻“醒心”二字的故实出典。韩愈有和友人刘伯刍“三堂”风景诗次韵二十一首，其中《北湖》诗云：“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所以曾巩文中称“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句，可证欧阳公命名有据有实。

文中首节的“使巩记之”四字，自然是曾巩由欧阳修的来信中得出。虽信之原句不得而知，但“醒心而望”之意或已点拨。考欧阳修《与韩忠献五书》中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即滁州)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构小亭于泉侧。”实际上讲得是幽谷泉与丰乐亭的由来。至于“醒心亭”的增筑，抛开“醒心”二字的故实与“望”意，似与欧阳修的本心相关。所以，曾巩称欧阳修“善取乐于山泉之间”，又善“名之以见其实”，无疑是领会了“使”字的含意。

曾巩将笔墨浓聚于对“醒心”二字的揭示，力图循欧阳修的“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之宗旨。所以他结撰全篇时很注意层次的折转。“丰乐以饮”、“或醉且劳”、“醒心而望”，将郊游宴乐的过程分解为“乐、醉、醒心”三个阶段。“饮乐”与“劳醉”不专费口舌，唯在“醒心”二字的小题大做。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作者更宕开新旨，以“吾能言公之乐”另起文章之趣境。欧阳公作二记，先以“醉翁太守”之笔抒发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学传统;继又以“宣上恩德，与民同乐”之唱叹，作“天下之平久矣”的溢美。曾子固则巧出“吾能言之乐”。独发机杼，更是语出惊人。作者上节已称欧阳修“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此时又说“公之乐”，并非在“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前后似乎矛盾，所以二节末一句中“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凡十字，在曾氏诸多的文集版本里无存。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干脆讲“宋本无此十字，有此便与后‘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二句违反。”后世校点选评时，亦每有舍去者。其实，何氏所论无非一家之言。舍之有理;存之亦然。由“取乐于山泉”到“所以寄意于此”，曾巩的笔触由浅入深，何尝不能称之谓题旨的深邃若揭;于人于事的醒心明目乃是三记所喝起的大旨大要。以此观之，何来“二句违反”之忧?

曾巩以又一组排比句式，道出“公之乐”的所在。“君优游”、“民给足”、“学者皆为材且良”、万物“生者皆得宜”。由“能言”又翻作四层，君民的“无为”、“无憾”;学者与万物“皆材”、“皆宜”。作者层层生发，充分调动起想象、推理的艺术手段。坚持小处落墨，大处着眼。使段落与文句的绾连自然而缜密，错落有致。曾巩利用“吾能”、“吾君”、“吾民”三个吾字，带进作者的情感与判断，读来亲切、晓畅又别有韵味，而语辞的丰富内涵，给人以启迪。

本文末节文字乃《醒心亭记》的画龙点睛之处。曾巩将韩愈、欧阳修这样的文坛大师与“醒心”二字相连。以“同游之宾客”能与欧阳修的同乐同饮，却不知今日“公之难遇”。用反问句“其可不喜且幸欤?”作结全篇，且问且答; 问是虚，答是实。对众人来讲，“且喜且幸”将“饮乐”、“辄醉”、“醒心”的郊游宴乐图赋之以新的涵意。对曾巩个人来说，以太学晚生小辈而能受到大师提携若此，其倚托盛名，使记文得以传世，实为可喜可贺、值得庆幸。这末一节的行文感情浓烈。称赞韩、欧二人的品德文德，用词极精确。如以“难遇”、“慕”、“览”、“思欲见”诸词，句句掬起作者的真情实意，又脱尽枯燥无味的空洞赞扬。在结构上又照应了篇首的“使巩记之”四字，果真是“醒心亭”要“记之”，宗师的文才品德与胸襟更要“记之”。全篇的题旨至此亦不言自明。

欧阳修贬知滁州，欧曾间的往来便始终不断。著名的《上欧阳学士书》即作于欧上任之后，曾巩甚至还作《奉和滁州九咏》以应欧阳宗师的青睐。其中的一首《幽谷晚饮》有“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屡过”，“一时耸传观，千载激柔懦”两句，或可证曾子固当跟随欧阳修在三亭宴游过，不然和韵诗中为何指称准确、明晰、辞语与情挚都恰到好处?所以欧阳修书寄曾子，“使巩记之”，真是找准了著作者。也不枉欧曾相知、相识的一番君子如水，师生情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