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醒心亭记》原文、赏析和鉴赏

曾巩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 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 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曾巩的《醒心亭记》撰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八月,是应其宗师欧阳修的托咐而成。由此“记”文的内容与趣旨似可断定,它理应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为浑然一体,无疑堪称一组绝妙的姐妹篇章。不过后人常指“醉翁”、“丰乐”二记为传世名著,至今脍炙人口,反倒将曾子固的《醒心亭记》冷落了。虽然三记的品评上下或可分出高低;但无论从题材记述的完整,题旨深化的境界,还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只读“醉翁”、“丰乐”而不读《醒心亭记》,恰如管中窥豹,终不能见其完整全身,也就无法体味二记的欣然天成,匠心独运。反之亦然。且“醒心”一记后出,其立意谋篇,结构布局,文势起合,乃至文法句法,都必定受前面二记的辖制与影响,如果说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笔墨文思还无意于“浑然一体”;那么曾子固写《醒心亭记》时,就不得不用心地斟酌三记的和谐与详略了。毫无疑问,这种“无意”和“用心”并不能阻止欧、曾各自风格的体现,却正是“醉翁”、“丰乐”二记久传不衰,《醒心亭记》独有其妙之所在。

“环滁皆山也”。欧阳修以五字凝炼,总领起三记的地貌地理,概括出姊妹篇章的落墨有据。而滁州“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醉翁亭记》)山势回抱,水泉甘冽。这才有宋僧智仙者先建“醉翁亭”(名晚出自欧阳氏“记”文),临于琅琊山麓之酿泉;欧阳修继筑“丰乐亭”,辟立在大丰山北麓之幽谷泉侧;又增构“醒心亭”,仅距“直丰乐之东几百步”之遥。后二亭虽晚起,却翼然凭添绝好风景,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更兼欧阳修公以太守“醉”、“乐”、“醒心”之余兴,以文坛大家之手笔,欣欣然作“醉翁”、“丰乐”二亭记。一时“远近争传,疲于摹打”(《滁州志》),而佳话与趣轶亦随佳作齐名。不过滁州三亭虽各为山水增色,唯仅有二记以传布其妙,终不免为憾事。所以欧阳修书寄曾子固,邀请他撰《醒心亭记》一篇,以记述增筑揽胜之举,以促成“浑然一体”、之愿,以飨世人“多求其本”之心。曾氏遂应允。于是受嘱为文,或难或易亦尽在其中了。

作者切文题而落笔,首节文字简洁明了。先述醒心亭的具体位置:“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继而指出筑亭的时间“欧阳公作州之二年”(1046);又详明与“丰乐亭”的联系:“直丰乐之东几百步”。指物记事,交代准确,且叙述平实自然。其中“得山之高”四字单提,实已点出“醒心亭”的与众不同处。为下文设埋伏笔。唯末句“使巩记之”顺势收顿一节文字,显得极其自然贴切。“使”字由上文而来,主体仍是欧阳修。行文间盈溢着作者对欧曾师生之情的“且喜且幸”。看似作者无心,而文势蓄聚已见端倪。

据考,曾巩作《醒心亭记》时,已二十九岁,虽然他“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曾巩墓志》) 且“未冠,名闻四方”(《曾巩行状》)。但此刻仍就读于京城开封之太学。不过欧阳修已负谤遭陷,由京城任知掌制诰,贬谪为任知滁州。遂于庆历五年 (1045) 十月抵郡。欧阳公有感于自已政治生涯中的二次被贬 (第一次是在他三十岁时因诤谏痛责高若讷,即著名的《与高司谏书》,落职峡州夷陵令),一度郁闷频生。他常借公务之暇,率众出游。寄怀于滁州的山秀、林深、水清之间。他辟筑二亭,连撰二记,抒情写志于“醉翁之酒”,“与民共乐”之内。及至“仰而望山,俯而听泉”,醒心明目,“久而忘归”,遂有三亭缺一“记”,虽直抒胸臆而意犹未竟之感叹。可见“使巩记之”四字,既含有欧阳公欲求曾文,以补郊游宴乐图之缺篇; 又显示出作者决意倾心尽力。以促成三记的合璧联珠。而欧曾间以文会友的君子之交,师生之谊已显然。

虽如此,曾巩撰《醒心亭记》未落笔时已有数处为难。命题作文,宗师亲审,曾子难免惶恐愈加,分外用心。此为一; 有“醉翁”、“丰乐”二记在先,况文坛大家手笔盛名,何能试比? 此其二; 从感怀“醉翁之意不在酒”,到唱叹“天下之平久矣”,文章蕴藉几尽。此其三。凡此三难处使曾子固不得不另辟蹊径。全篇舍弃了对“醒心亭”所处环境与背景材料的阐述,以避免与“醉翁”、“丰乐” (尤其是后者) 二记相重复。作者对所记景物作精心剪裁,着力于“醒心”二字的或字面故实,或命名内涵的揭示。指出了三亭之中“醒心亭”的独特功用。所谓“丰乐以饮”。“醒心而望”,对欧阳公率众出游来说,“醒心亭”乃终游胜景。“饮少辄醉”也好,“丰年之乐”也罢,欧阳太守游兴所至,“或醉且劳”,唯“醒心”能释解。所以作者连用二个“必即”,“必即丰乐”,“必即醒心”。首先突出“醒心亭”在郊游宴乐之中的地位。“凡……则”句式的直意即在点出“醒心亭”为游宴者所必到之处。

“醉翁”、丰乐”二记都点明两亭命名的趣旨。前者以“苍颜白发”、“自号曰醉翁”,亭名亦凭“太守自谓”; 后者因深藏丰山幽谷,兼得“安此丰年之乐”,“遂书以名其亭焉”。曾巩亦翻出新意,由“醒心而望”四字,连迭数层。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望”眼前亭景四邻,“望”远处林壑诸峰。一个“望”字将滁州之美尽揽收眼帘:“群山相环”、“云烟相滋”、“旷野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望中亦很有层次: 山、云、旷野为远景飘逸; 草树泉石为近者映辉。直至人人“目新所睹”、“耳新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于是“醒心”亭名的内涵寓意或可辩识。然“或醉且劳”原应归返。然而一即“醒心而望”,则“更欲久而忘归”。可见“醒心亭”自有胜过二亭之处。唯其胜处亦由“望”字来,人游宴者之心腑神窍,无怪乎“目新”、“耳新”、“心洒然”。此时反观首节的“得山之高”,伏笔可谓精巧。唯其登高远眺,才能有“望”。也才能“望”出远近雄奇清幽,也才能“望”出太守胸中的心地旷达、“醉、乐、醒心”。作者此处的想象极丰富,“望”字以下,语辞质朴而生动,而一意连出数层,行文却毫无板涩平淡之感。继而作者又翻“醒心”二字的故实出典。韩愈有和友人刘伯刍“三堂”风景诗次韵二十一首,其中《北湖》诗云:“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所以曾巩文中称“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句,可证欧阳公命名有据有实。

文中首节的“使巩记之”四字,自然是曾巩由欧阳修的来信中得出。虽信之原句不得而知,但“醒心而望”之意或已点拨。考欧阳修《与韩忠献五书》中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即滁州)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构小亭于泉侧。”实际上讲得是幽谷泉与丰乐亭的由来。至于“醒心亭”的增筑,抛开“醒心”二字的故实与“望”意,似与欧阳修的本心相关。所以,曾巩称欧阳修“善取乐于山泉之间”,又善“名之以见其实”,无疑是领会了“使”字的含意。

曾巩将笔墨浓聚于对“醒心”二字的揭示,力图循欧阳修的“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之宗旨。所以他结撰全篇时很注意层次的折转。“丰乐以饮”、“或醉且劳”、“醒心而望”,将郊游宴乐的过程分解为“乐、醉、醒心”三个阶段。“饮乐”与“劳醉”不专费口舌,唯在“醒心”二字的小题大做。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作者更宕开新旨,以“吾能言公之乐”另起文章之趣境。欧阳公作二记,先以“醉翁太守”之笔抒发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学传统;继又以“宣上恩德,与民同乐”之唱叹,作“天下之平久矣”的溢美。曾子固则巧出“吾能言之乐”。独发机杼,更是语出惊人。作者上节已称欧阳修“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此时又说“公之乐”,并非在“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前后似乎矛盾,所以二节末一句中“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凡十字,在曾氏诸多的文集版本里无存。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干脆讲“宋本无此十字,有此便与后‘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二句违反。”后世校点选评时,亦每有舍去者。其实,何氏所论无非一家之言。舍之有理;存之亦然。由“取乐于山泉”到“所以寄意于此”,曾巩的笔触由浅入深,何尝不能称之谓题旨的深邃若揭;于人于事的醒心明目乃是三记所喝起的大旨大要。以此观之,何来“二句违反”之忧?

曾巩以又一组排比句式,道出“公之乐”的所在。“君优游”、“民给足”、“学者皆为材且良”、万物“生者皆得宜”。由“能言”又翻作四层,君民的“无为”、“无憾”;学者与万物“皆材”、“皆宜”。作者层层生发,充分调动起想象、推理的艺术手段。坚持小处落墨,大处着眼。使段落与文句的绾连自然而缜密,错落有致。曾巩利用“吾能”、“吾君”、“吾民”三个吾字,带进作者的情感与判断,读来亲切、晓畅又别有韵味,而语辞的丰富内涵,给人以启迪。

本文末节文字乃《醒心亭记》的画龙点睛之处。曾巩将韩愈、欧阳修这样的文坛大师与“醒心”二字相连。以“同游之宾客”能与欧阳修的同乐同饮,却不知今日“公之难遇”。用反问句“其可不喜且幸欤?”作结全篇,且问且答; 问是虚,答是实。对众人来讲,“且喜且幸”将“饮乐”、“辄醉”、“醒心”的郊游宴乐图赋之以新的涵意。对曾巩个人来说,以太学晚生小辈而能受到大师提携若此,其倚托盛名,使记文得以传世,实为可喜可贺、值得庆幸。这末一节的行文感情浓烈。称赞韩、欧二人的品德文德,用词极精确。如以“难遇”、“慕”、“览”、“思欲见”诸词,句句掬起作者的真情实意,又脱尽枯燥无味的空洞赞扬。在结构上又照应了篇首的“使巩记之”四字,果真是“醒心亭”要“记之”,宗师的文才品德与胸襟更要“记之”。全篇的题旨至此亦不言自明。

欧阳修贬知滁州,欧曾间的往来便始终不断。著名的《上欧阳学士书》即作于欧上任之后,曾巩甚至还作《奉和滁州九咏》以应欧阳宗师的青睐。其中的一首《幽谷晚饮》有“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屡过”,“一时耸传观,千载激柔懦”两句,或可证曾子固当跟随欧阳修在三亭宴游过,不然和韵诗中为何指称准确、明晰、辞语与情挚都恰到好处?所以欧阳修书寄曾子,“使巩记之”,真是找准了著作者。也不枉欧曾相知、相识的一番君子如水,师生情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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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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