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 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 宽仁恭俭，出于自然; 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 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 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 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 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饬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札子”，又称“劄子”、“榜子”，古代公牍文的一种。它具有两类含意： 一是称大臣向皇帝进言议事的奏章; 一是指凡有司不用正式诏命所发布的指示、指令。前者如“上令尚书给笔札”(《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后者似由宋代中书省、尚书省以及诸路帅司始行兴，亦称其“堂帖”。据欧阳修《归田录》所记：“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今谓之札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 (即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的合称) 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札子。”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即属于奏章一类。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其时，王荆公正官拜翰林学士。

据史载，神宗赵顼即位之前对王安石的才干已早有所闻。所谓“帝在藩邸……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续资治通鉴》)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人对。”(《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越次入对”，即越级当面回答皇帝的垂询，此四字足证神宗对王安石的赏识。在“入对”中，神宗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所以本文起笔便自责“误承圣问”、“语不及悉”，自愧“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史籍所谓“安石退而奏书”者，即指此篇“札子”。作者说自己所以能“敢昧冒而粗有所陈”，是为了弥补入对时的“迫于日晷，不敢久留”，尤其是对此问的“遂无一言以献”，可见作者写这篇札子的目的始终很明确。

宋神宗的垂询，实际上给了王安石一个论证“享国百年，天下无事”的命题，王安石却将题旨落在从“无事”揭示出“有事”。所以作者历数宋朝立国百年来，太祖开创在先，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守成在后，尤其是仁宗时政治措施的功过得失。作者的本意乃在总结积弱、积贫局面形成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所以，在王安石的笔下既痛揭时弊，点明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 又反复而详尽地分析积弱积贫的由来与后果。作者以政治家的敏锐和文学家的才思，引导宋神宗对“无事”背后的“有事”能持以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鼓励神宗及时铲除弊政。暗示了要维护大宋朝真正的“百年无事”，唯有实行变法改革，其必要与紧迫已是刻不容缓。作为一篇奏札，王安石力陈弊端，以文笔简洁、犀利见长。而其见解中肯、语辞深切，更得到了神宗的重视和信任。史籍称，赵顼批览奏札的第二天便要王安石速细陈“设施之方”，次年又擢其为参知政事 (即副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可见这封奏札堪称变法之先声。

古代帝王大都变化多端，难以预料。要将一篇褒美中盈溢着揭露，赞赏中满含着讥切的文学编排得易于接受，乃至认可，确非易事。何况初登大宝的神宗赵顼虽有意刷新政治，仍时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干扰。王安石的运笔之高妙或正在此。作者能审时度势，行文以身任翰林学士，“近臣”书奏的角度口吻，力陈已见，辩析申述，尽职尽责。而全篇抓纲带目，寓理于人事。或褒或讥，条分缕析。文势首尾贯通，一气呵成。作者指陈时弊能切中要害，褒扬政绩又铺写精详。语辞犀利而委婉，篇末的结语尤其恳切真诚，其忠谏之心油然可见。从这篇奏札的效果看，确实感染并打动了神宗，使变法得以尽快地实行。而这种奇效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善以欲抑先扬、褒中寓贬的艺术手法。在议论文体的“札子”一类中，王安石的这篇由“无事”论出“有事”的文章，从立意到谋篇始终成为后世之楷模。

本文的重点在三、四两节。作者由首节的奏札引契，表示了作为“近臣”的“粗有所陈”。继之以二节文字，赞叹本朝历百年而无事，全仗五代人君的秉赋天性，或“聪武”、“谦仁”，以至“无有逸德”。而尤称“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凡用人“必尽其材”，政令“必当其务”;“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诛贪残”，“躬以简俭”;御外而能安邦，平内而能定国。果然因有太祖开创于前，四帝守成于后，使北宋能“享国百年”。这一节文字极简洁精练。王安石以一连串整齐而略加变化的句式颂扬历代君主，文中单列太祖盛德，其他以“无有逸德”作一笔带过，使行文重点突出，亦避免复杂之嫌。而“无有逸德”褒中有贬，虽颂词亦不说绝说尽，文句简明而容量深广。作者前文有“粗有所陈”之语，此处亦作提纲挈领式的概括，承转启合，彼此照应，使文势贯通如一。

王安石此文立意于“无事”中的“有事”，所以便在欲抑先扬，褒中寓贬的“褒扬”二字上极尽铺陈渲染。从文字与语势上竭力写足写尽，才能使“抑”和“贬”的意义更加深刻，使“有事”在“无事”的衬映下暴露出已是危机四伏、病入膏肓的严酷现实。于是回归到文题的宗旨，要真正“百年无事”，唯有走变法改革的一条路。

因此王安石以“仁宗在位，历年最久”(1023——1064，达42年)，而自己又曾经担任仁宗的侍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故愿单独立言专论。由此，奏札顺势转入三节，而“申鉴于方今”“已含篇末人事不可怠终意”(《唐宋文举要》卷七引文)。仁宗朝事，作者或亲眼目睹，或参与其间，凡朝政之功效利弊，王安石了然在胸。形诸笔下自然是落墨有致，要言不烦。作者以先言其事，后言其效构筑本节文字。写仁宗之“施为”。历数其：未“妄兴一役”，未“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恶吏之残扰”;“宁屈已弃财”，而“不忍加兵”于夷狄;至于刑律公正，“赏重而信”;采风纳谏，不偏听偏信;任贤用才，“拔举疏远”，皆循定法。王安石将仁宗的“施为”之所以出，统归之于“宽仁恭俭”、“忠恕诚悫”的“自然”、“如一”。仁宗“施为”种种，作者往往亲身经历，所以落笔得心应手，文字铺叙也愈见精详丰赡。王安石写“先言其事”用的是综述法。将上文中赞仁宗以“无有逸德”的诸般事项具体化，分别罗列出来。其事虽有大小巨细之分，但指评事理同一。仁宗为人君者，其“仰畏天，俯畏人”的思想也“自然”、“终始如一”。议论文体向有先分后总或先总后分的不同方法，本篇“札子”亦循此道。所谓“先叙此四句 (指文中的‘宽仁恭俭’、‘忠恕诚悫’、‘出于自然、‘终始如一’)。下文却留此在后总收。”(《唐宋文举要》卷七引文)

就此，作者详写仁宗行事之效。虽褒美之辞，王安石仍从综述细抉分出六层，连迭起六个“……之效也”的句式，逐一回扣仁宗所“施为”。果然是以纲带目，写来条分缕析，井然有序。仁宗政绩显彰而功效明确，六个“……之效也”的连用，使行文顿生波澜，令人眩目。所谓“不忍加兵之效也”为其一： 但见吏治得以整肃，边患安然消退，兵免死、民团聚，“安逸蕃息，以至今日”;“刑平而公之效也”为其二： 凡“大臣贵戚，左右近习”，皆能“自重慎”，守律法，其诚“甚于闾巷之人”; 至于“赏重而信之效也”、“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列为其三、其四，实际已在褒美之中揭示出兵员冗众而无将帅; 官吏冗多而缺贤能之材; 天灾人祸使灾民流离失所而盗劫滋生的弊端。而“相坐之法之效也”则为五，旨在揭示百官升擢降职中弊端种种;“终始如一之效也”是其六，则表明仁宗的“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的秉赋美德。作者对仁宗的政绩功效极尽溢扬之辞。虽处处歌功颂德，却又句句并未把话说绝说到顶，而是褒美之中有贬意。或直泄或暗寓，以便为下文的揭露矛盾作铺垫而留有余地。王安石剖析仁宗朝的利弊得失，观察敏锐，文笔犀利，论点鲜明。作者写仁宗朝的“无事”，其实行文中已处处可见其“有事”。此六条“……之效也”明为褒奖溢美，实质引导神宗多去想一想功效后而的弊端。从文句语势上仍能贯通一气。难怪古人赞此文：“纲举目应，章法高古，自始至终，如一笔书。”(《唐宋文举要》卷七引文) 作者确是文思高超，颇多匠心。

奏札的第四节，作者以“然”字宕开一笔，指出“本朝累世循末俗之弊”，揭示题旨所在。王安石运文历来讲究多变。所谓“仰畏天”、“俯畏人”，由上文直至此时而始见端倪，所称“此二语在累朝相继处总收” (同前)，行文也一变而为言事剀切，出语惊人了。“累世”二字将太祖也归入其中，可见“因循末俗之弊”并非自今日始。王安石以“累世”一句喝起大旨，笔触由此直指帝王人君。而指陈时弊，洞察积患，语辞又多重在讥切，与三节的偏于褒美恰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力陈朝政之失，首在为人君者不能效仿“古大有为之君”，不行“先王之法”。作者语含讥讽一语中的。文中指出“人君朝夕与处”者不过是佞嬖女色; 理朝视事又囿于琐细，而不与臣僚探讨社稷大政; 以致“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绝少人君主观的积极努力。必然是邪正不辨，名实不察。王安石以翰林学士的身份直言以谏，奏札历数“累世”之积弊当首在君王。其议论惊世骇俗，充分体现了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胸怀与气魄。以下，作者由整顿朝纲，考究名实的弊病，引证出选才用人的种种“怪事”。所谓“君子”与“小人”相同列;“正论”与“邪说”并容用;取士以“诗赋记诵”，不备设学校行“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授爵，而无考核“课试之方”、以致朝廷吏制混乱，久沿成习。凡监司不行督察，守将不经挑选，何况官员调动频繁，“难于考绩”，使得那些善于钻营、夸夸其谈又不学无术之徒得逞于以假乱真。直至结党营私，凭空制造声望者反得居“显官”，一些勤政职守的人却横遭排抑。王安石对吏制的黑暗深恶痛绝。行文中一一点列，凡其人其事无不入木三分。虽说是奏札论述，语句却简洁有力，形象生动。作者满怀慨叹，将本朝选贤任吏的积患归结为“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能者“亦无异于庸人”。选材用吏若此，朝政吏治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安石深谙人君之道不明，人才吏制坏怠是“因循末俗之弊”的根本，君臣昏庸，不思进取，江山社稷也就岌岌乎可危了。所以，作者顺次转诉其余诸项失政，分析并揭露潜伏着的种种社会危机，文字愈见出有根有据。从现象看，农民苦于徭役，失修水利;边关将士“杂于疲老”，多缺素质;禁军卒伍，聚“无赖之人”;帝室宗亲或无教养，亲疏升降亦缺标准;而国库空虚，财政縻费无度，绝少理财之人之法。朝廷的病患，社会的危机已是“本朝百年无事”所不能掩盖的了。王安石正以这种反复驰骤的艺术手法，要言不烦，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以人君之道与人才之道总括积弊之要害，继之，层次分明地罗列“无事”背后的隐患，揭示出本朝百年之“有事”非一日之寒，而如今已到了非革除弊端不足以保社稷江山真正无事的关键时刻。所以作者反讥“百年无事”的说法，“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劝告神宗对此应有一个全新的评价。

文末，作者将笔触归回题旨，奏札中寄希望于神宗：倘“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那么，神宗欲“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语出见心，满含殷切，而以此收束全篇，文字既自然又无谄媚之嫌，亦不失此奏札的本意和近臣的身份。果然是顺理成章，恰到好处。

一篇由帝王命题的奏札，王安石偏从神宗所等待着的“百年无事”论证出危机四伏的“有事”，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文中褒美与谏诤的各自偏重，欲抑先扬、褒中寓贬的巧妙构思，尤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在整饬统一的结构中，王安石亦以对偶、排比、齐整而有变化的句式加强了行文的节奏感，所谓“环玮雄放”，琅琅可诵。明代茅坤称“此篇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胁，全在说仁庙处，可谓搏虎屠龙手。”(引自《唐宋文举要》卷七)此语堪为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