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某启：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囱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答司马谏议书》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回击守旧派的战斗檄文。文章高屋建瓴、言简意深、笔力千钧，充分展示了政治家、改革家的风范。

王安石早年即有“矫世变俗之志”。年轻有为，颇思进取的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先后任参知政事和宰相，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推行变法，在理财、整军两方面革旧更新、兴国利民。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即后世所谓“钦命”，“三司”即户部、度支、盐铁，此为理财重要机构)，王安石还提出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以及设立军器监(兵工厂)，废科举，兴学校。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于“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富国强兵，加强皇权。变法在客观上产生了“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势力。以谏议大夫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纷纷反对，罗织罪名，上书弹劾。宋神宗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写一封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长信(《与王介甫书》)全面否定新法。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要求王安石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回简一封，以表不失礼仪。三月三日，司马光又写信责难，并要求王安石具体答复。王安石坚定不移，刚毅果断，以“人言不足恤”的无畏气概，写下这篇仅有三百五十八字的《答司马谏议书》。信中义正词严地驳斥司马光的诽谤，表明了变法到底，决不动摇的决心和信念。

《答司马谏议书》 中王安石既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又能忍辱负重，不患个人得失，足见他胸怀的宽广磊落。据史料载，王安石与司马光虽属敌对营垒，但两人私交却不错。信中开头“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即是明证。不过王安石同时揭示两人矛盾的症结，并非个人恩怨，而纯属政见不同，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不可调和。此文不卑不亢的处世态度，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尤为世人称道。而以柔克刚，刚柔相济，正是这位改革家战法的独到之处。不靠强词夺理，不搞剑拔弩张。“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篇首的一番酬答之词，说明写信原因。一方面表示虽政见不合，仍不失尊重之意; 一方面又表示坚决变法，并不希冀对方谅解。婉言中透着刚毅，自谦中含着果决，行文很讲究分寸策略。

紧接着，王安石转守为攻，驳斥政敌，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首先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将司马光推崇的“名实”当做判明曲直的前提。既然司马光信奉孔孟，言必称孔夫子。用孔子的“正名说”做为进攻武器(“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那么王安石便以名实的全不相符来揭露“名”的虚伪性。用毋容置疑的事实，作几个排比句式，逐条予以驳斥。其气势恢宏，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论证，遂得出名实不符，何罪之有的结论。几个回合，便体现出王安石机敏、巧妙、干练、稳健的战斗风格。王安石深谙政论的诀窍：“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旺则读者固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盛，故深于文者，必敛气蓄势”(《古文法纂要》中的《畏庐论文》)，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法正是在“敛气蓄势”。

王安石抓住政敌的主要论点，针锋相对，逐一批驳： 第一，司马光指责王安石特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侵犯原有官吏的职权，是所谓“侵官”;王安石以自已变法“受命于人主”，“修之于朝廷”，名正言顺来反驳责难。第二，司马光诬蔑王安石实行新法，致使上下内外不得安宁; 王安石则认为变法“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合理合法，不为“生事”。第三，司马光斥责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为自己征敛财富; 王安石则堂堂正正，提出变法是为天下理财，合理合情，当然不是“征利”。第四，司马光指斥王安石一意孤行，自负拒谏; 王安石则认为“辟邪说，难壬人”是主持正义而绝非“拒谏”。作者以胜于雄辩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政敌强加的罪名。恰如短兵相接，刺刀见红。

接着王安石一鼓作气，驳斥所谓改革招致天下怨谤的谬论。“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固前知”三个字表现出王安石面对强攻无所畏惧，处之泰然的超然态度。守旧派定此罪名，加害于人，早为意料中之事;透过政敌咄咄逼人的围攻和虚张声势的叫嚷，看到守旧派的色厉内荏。继而文章一针见血地剖析“怨诽之多”的根本原因：一是人们的苟且积习，二是官吏的不恤国事。这切中时弊的分析当然也说明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反诘诙谐有力，一箭多雕，精妙之极。活画出守旧派气势汹汹，顽固不化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态，同时再度表示与守旧派誓不两立的决心。王安石变法仰仗神宗撑腰，“受命于人主”“修之于朝廷”，反映宋代历史上短暂却难得的君臣同盟，这恐怕是最令司马光他们头痛心悸的事实。

尽管守旧派的围攻变本加厉，但王安石却矢志不渝。他以盘庚迁都的典故，既表明守旧势力的怨诽不会停息，同时也表明自己不“改其度”，并且决不后悔的态度。司马光在信中曾指责“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极尽信口雌黄，危言耸听之能事，而王安石不愧为一朝宰相，不避毁谤，豁达大度，但维护新政却绝不含糊。最后两个假设句，表面上引咎自责，实际上申明“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是自已的宏伟抱负。如果司马光责怪自己因为“在位久”而无所建树，那么自己知罪;而“在位久”未能在兴利除弊上有更大作为正是自己不安之所在。其实恰恰用委婉的口吻表明作者坚持变法的心志。“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继而用更委婉的语言进一步表明坚持变法义无反顾的信念。信写至此，“傲岸之气，奋然涌出”。(《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结末，照旧彬彬有礼。使司马光碰上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然而王安石偏偏以“人言不足畏”的果敢精神，仅用三百多字便将洋洋数千言的诋毁之辞驳得体无完肤。文章以“劲悍廉厉无枝叶”(《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著称。而文如其人，“傲岸崛强，荆公天性，而生平志量政略，亦具见于此”(同前)。

一封短简给后人留下的思考容量是难以限止的。《答司马谏议书》不仅体现了政治家改革家的气质和风度，而且也表现出学问家散文家的素养和风格。王安石以他的政绩和诗文，以他的气质和素养，成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王安石的文章以“锻炼含蓄，收敛沉着”，(郭沫若《历史人物<王安石〉》) 见重于世。这一点，即使政见不同的反对派也不能否认。王安石的文章还以雄健犀利，逻辑周密被称为“简古”。古人云“简为文章尽境”，《答司马谏议书》言简意赅，以少胜多。吴北江先生评点此文时说：“劲悍谦厉无枝叶如此，不似上皇帝书时，尚有经生习气也”(《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确实反映出王安石在散文实践方面的长足进步。“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与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 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文义以“圆通”为“贵”，《答司马谏议书》委婉而雄健，刚柔相济; 言辞以“枝碎”为“忌”，《答司马谏议书》敛气而蓄势，言简意明。古人还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直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 (刘海峰《论文偶记》)，观其人，读其文，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于“文笔”、“意”、“理”、“味”、“气”、“品”、“神”几方面的处理和掌握都很得体，。难怪古人称赞“介甫英分绝人，自命又最高。故其后来为文，不惟不以孟韩，而亦无有拟似周秦两汉者，此其所以亦成为荆国之文而独有千古也”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