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十月十日，谨再拜奉书运使学士阁下：

某愚不更事物之变，备官节下，以身得察于左右。事可施设，不敢因循苟简，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职宜也。

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长老言，钱氏时置营田吏卒，岁浚治之，人无旱忧，恃以丰足。营田之废，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幸而雨泽时至，田犹不足于水; 方夏历旬不雨，则众川之涸，可立而须。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

某为县于此，幸岁大穰。以为宜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而无老壮稚少，亦皆惩旱之数，而幸今之有余力，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夫小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诚有大利，犹将强之，况其所愿欲哉!窃以为此亦执事之所欲闻也。

伏惟执事聪明辨智，天下事，悉已讲而明之矣，而又导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长民之吏当致意者，故辄具以闻州，州既具以闻执事矣。顾其措事之详，尚不得彻。辄复条件以闻，唯执事少留聪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诛，幸甚!

这是王安石庆历七年 (1047) 任知县时，写给他的上司杜杞的一封信，是建议在鄞县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事。杜杞字伟长，北宋金陵(今南京市)人，当时任两浙转运使(浙江地区行政长官)，学士是杜杞曾任的官称。当时王安石任鄞县(今宁波市)知县。据清嘉庆九年金溪蔡上翔考略、同治七年新城杨希闵节录的《王文公年谱》“戊子八年”下记载：“是年作……《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是时公年二十八，与上大夫言绝无忌讳，如此观其上孙、杜二书，其为爱民恻怛之心，筹划利害之明，老成谋国者弗如。宜乎!欧阳公荐公疏云：‘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据称，王安石在未写这一封信前，曾在鄞县的十四个乡，经过了十三天的调查研究。由此可见，王安石的写作态度是多么认真，文章份量是多么的重。

书信的首段纯属礼节性的程式，说的多是客套话。作者先交代了时间之后，对受信者一连用了“谨”、“再拜”、“奉书”等敬词，以及“运使”、“学士”、“阁下”等的尊称，以示谦恭。接着，王安石自称愚拙，学识短浅，不懂人情世故，在学士部下任职，得以随侍左右观摩学习。凡是见到有可以办的事情，不敢潦草塞责，马虎从事，以免辜负您这个“大君子”荐引的雅意。作为县级的下官，这种态度是既谦虚，又得体的。这样上下的名份一经摆正，随即顺理成章，说明这是他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第二段是书信的主要内容。王安石开门见山，直接陈述鄞县的地理特点，鄞县横跨角江，背负东海，水要流出去很容易，因此人们没有洪涝的忧患。而深山低谷的水，流向四面八方，可以同川渠水沟互相贯通。随即作者拿出他的调查所得，作为旁证。他说：据当地父老反映，五代时的吴越王钱镠执政时，这里驻有屯垦农田的官兵，每年疏浚河道，人们不必担忧干旱，因而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可是营田制度的废除，已过了六七十年，做官的因循苟且，无所作为，以致百姓不能自行组织起来致力修河，使原先的河道渐渐淤塞了，山谷的水，都流到海里去而没有储存。即使侥幸有雨，农田仍然缺水。如果到了夏季有十天不下雨，那么河流的干涸就立刻显现。因此本县的百姓，最怕的是旱灾，而这里一闹旱灾，又每每连年不断。这都是人力无法解决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天时不利的问题。作者以调查材料的事实说话，辩证地阐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特别是以“人定胜天”的哲理，去阐扬开河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加强了文章的思想性。一个年轻县官有这样的科学态度是难得的。

在上述的前提下，第三段一开始，王安石就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去说明身为百姓父母官的责任。他说，他在这里作知县，幸得今年大丰收，认为应该趁农民有盈余的有利时机，利用农闲季节，大力发动群众，治理河道，兴修水利，储水保水，以消除农田水利不足的祸患。毫无疑问，这种见解是十分现实的。也是富于建设性的。他力陈利弊，条分缕析，为水利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为了争取上级的从速批准，作者进一步提出： 这里无论是青壮年和老弱儿童，都曾多次因遭受旱灾而提高了警觉，现在欣幸有了余力，知道要开河兴修水利，没有不愿意出力的。下面王安石用事落典，引用《商君书·更法》的“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以及《西门豹治邺》中所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这两个故实，申述人民群众即使对有大利的事情，还要强制他们去做，何况这个兴修水利是他们自愿要干的呢! 因而事情是好办的。在这里，作者称农民群众为“小人”，并引经据典认为领导上只能同群众享受劳动成果，而不能同群众一起首创议事。这是一般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偏见，王安石也没有例外。但这是作者为了说服上级而发的议论，而不是蓄意对老百姓的辱称。基于这一点，王安石郑重对杜学士提出： 我个人考虑这件兴修水利的大事，也是领导上乐于知道的吧! 这样顺笔一带，作者的意图便坦率地讲出来了。从而显示出文章足够的透明度，使人心领神会，而不能不加以首肯。

末后一段，仍沿用第一人称，承上接下，进一步赞颂上级的聪明才智，有辨别事物的能力，对天下的大事，也都研究了解得十分清楚： 对于兴利除害的事，自是迫不及待要抓紧去办好的。王安石对上级作出这样的称许，并不是过份的恭维之词，而是就事论事，争取上级洞察下情，支持兴办水利所需要说的话。他乘机说道： 象这样开河的大事，正是人民的父母官所最关心的，因此我已经向州里作了报告，相信州里已转呈给“执事”了。可是详细的措施还没有写上去，所以现在具体地逐条列举上报，但求领导上费点心思，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请多加教诲而不要责怪。这样，就是十分荣幸的了。作者娓娓道来，情深义切，理直气壮，的确是一封感人肺腑的请示书信。这不仅反映了作者因势利导，善于因时因地制宜的工作作风，而且显示出作者关心民瘼、兴利除害、振兴实业的十分可贵的思想作风。正因为王安石出任地方官不久，就具备了这样良好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一个28岁的县官，就表现出“老成谋国”的气度，所以赢得了“爱民恻怛之心，筹划利害之明”的称誉，从而很快得到了贤臣欧阳修的荐举，逐步入主中枢，王安石夙志初偿，更激励了他的勇气，使他在嘉祐五年 (1058) 大胆向北宋王朝呈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革新政治主张没有被仁宗皇帝采纳，但他并不灰心，潜心研究治国兴邦的策略，不断找寻时机，终于在十年之后得到神宗的赏识，遂拜为相，从而名正言顺地实行了“熙宁新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变法因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顽固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对而失败了，但王安石仍不失为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和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因此，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名副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