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 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 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商之兴也，有仲虺、伊尹; 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 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 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是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 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欤?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 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 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 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 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 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

本文是王安石论证人才问题的重要文章之一。他针对北宋三大弊政之一的吏制，列举历史事例论述了选拔贤人振兴国家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个问题的发现并非始自王安石。早在春秋时期，墨子就总结了“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尚贤》)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尚贤事能”的政治主张; 曹操也曾提出“唯才是举”(《求贤令》) 的口号; 唐太宗更明确指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贞观政要》引) 涉足这样一个说滥了的话题，本是作文的大忌，正如黄山谷所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因此，要写好这样一个题目，必须具有真知灼见。本文的特点，恰恰在于它能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所未发。“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这两句话虽为开门见山，入笔擒题，但只是重申前人观点，而非真正题旨，正如作者所说：“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然后才掘入一层，提出问题：“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任贤兴国的规律既然古今相通，俗人皆知，那为什么在清明安定的时代，有了贤能之士就会兴旺发达;而在黑暗昏乱的时代，即使有了贤才也无以振兴呢?对此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这就是文章的题旨。然后，围绕着一个“用”字，逐次展开议论。这就使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了一步。由此可见，立意的创新与拓深乃是本文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条理清晰，脉络贯通，层层展开，前呼后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文章先推出论题。接着，便引古证今，说明任贤与否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意义，重申“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的论点，并通过反诘来加重语气，既提醒人君重视，也使文脉稍增波折，为下面的进一步展开从语势方面作了铺垫。然后，作者以古今一理为转折，联系当时现实，指出：古代即使在动荡混乱的时期，还有这样多的贤能之士，何况如今天下太平，难道会匮乏人才吗?关键在于君主怎样使用人才。这就将话题引入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提出了怎样发现贤能，使用贤能的一系列原则做法及其好处。最后总结全文，指出“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再一次强调了任贤使能对于振兴国势，以便超越前代，达到上古大治境界的重要意义。有始有终，首尾呼应。

再次，阐述论说能广证博引，析理入微。为了证明“有贤而用”与“有之而不用”的利弊，作者援引了大量史实，指出：商朝初兴有贤相仲虺和伊尹;在它衰亡时，亦有三位贤臣：微子、箕子和比干，当时，纣王荒淫昏乱、暴虐成性，微子愤然离去，箕子因进谏而被贬佯狂为奴，比干则被杀死。同样，周朝开国，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等同心同德的十位良臣;其衰时，亦有祭国公谋父与内史过等贤士。再看两汉，前有萧何、曹参相继为相，辅佐高祖刘邦;后有寇恂和邓禹等人襄助光武帝刘秀中兴开国;而在东汉后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等忠臣义士。王嘉“刚直严毅有威重”，因反对哀帝加封佞臣董贤，被投置狱中，绝食而亡。傅喜在汉哀帝时任卫尉、右将军、大司马等职，当时傅太后当政，骄奢专横，傅喜多次犯颜进谏，终遭免官。陈蕃是灵帝时的太傅，为人方正疾恶，因与大将军窦武共同谋除宦官曹节等人，事泄被杀。李固在顺帝时任大司农，因反对外戚，为梁冀所害。“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通过大量的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任贤兴国与弃贤亡国的利害关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针对怎样任贤使能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 其一，不自以为是，广泛征求意见。有才能的人就会脱颖而出，被发现和提拔; 其二，凡是国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均无忌讳，欢迎人们公开批评。如此，就能广开言路，使人敢于直言进谏; 其三，不接近奸邪小人。这样，那些当面阿谀奉承，暗中诬陷忠良的人难售其奸，自然也就躲远了; 其四，不受旧的规章条文束缚，敢于改革旧俗弊制。那么，官吏们就能忠守职责，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了; 其五，不计较小过，不求全责备，那么贤能之吏就能放开手脚，大胆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了。通过这些至细至微的引证论述，不仅使文章由泛论变为具体化，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同时，也充分表露了作者对实现治国理想的殷勤期待，忠悃报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宛然可见。

此外，本文语言浅显豁朗，行文中用了许多排比，辅之以感喟语气，显得质朴刚健，很有气势，较为突出地反映了王安石散文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