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龙之为物，能合能散，能潜能见; 能弱能强，能微能章。惟不可见，所以莫知其乡; 惟不可畜，所以异于牛羊。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则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为仁。为仁无止，则常至乎丧己，而未始至乎丧己： 夫此所以为智。止则身安，曰惟知几; 动则利物，曰惟知时。然则龙终不可见乎? 曰： 与为类者常见之。

这是一篇自喻襟怀，托物达理的短赋。

龙，作为既有图腾特征，又带有人为的创造痕迹。既有诸多的象征意义，又有着奇特丰富的形象的神话动物，早已被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标识性的文化财富。虽然，印度佛教经典中和希腊、罗马神话中也有许多龙的故事。但是，无论是欧洲或者是印度的龙，大抵都是凶猛的多，未经由恐惧升华到崇高的转捩进阶; 不象中国把龙视为吉祥的符号，善的化身。诚然，中国龙也有唐人小说《许汉阳》描述的那种以人血为酒的残酷，但毕竟披上了一层顾盼生辉的面纱。自《诗经》、楚辞以来，龙的形象在文学领域大放异彩，以唐宋八大家为例，韩愈有《龙说》，柳宗元有《谪龙说》，王安石有这篇《龙赋》。而楚骚中“虬龙鸾凤，以托君子” (王逸《离骚经序》) 的象征传统，在《龙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平心而论，咏物的文学作品，归根结底只是一种譬喻。倘所咏之物不是为歌颂人的品质、情愫、志向而服务，物中未见人。那么，它很难进人文学的殿堂。王安石的《龙赋》便是以龙德喻人德，反映出作者对儒家思想和道德境界的执著追求。当然也隐含着作者一生的出处大节。

文章先说龙这种神奇的动物变幻莫测的超自然力量。它们时而聚合，时而离散，时而潜藏，时而露现;你说不清它们能量的强弱、本领的大小，也道不尽它们既幽微又显赫的妙处。这和《说文》记载的龙“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人渊”的神秘是一致的。正因为龙的实际不存在。你便不知道它们生在何地、来自何处; 它们当然不可能像牛羊那样被人畜养起来。话说得饶有风趣，似乎是沉浸在关于龙的想象之中，其实是为以后行文逐渐从咏物过渡到抒怀埋下伏笔。

切莫小看“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两句，表面上只是归纳上文。牵出下文，实则乃移情之重笔。王安石人格的光点投射在对龙的议论里。这位中世纪胆识过人、极有魄力的改革家，在仁宗朝不恋京官、在神宗熙宁间力排众议、毅然变法，百折不挠，到新法已基本推行，又断然引退，在金陵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性情兀傲、固执，从不苟合世俗、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安邦大计，不惜得罪亲朋好友;他常想常干一些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而绝没有谋取个人私利的投机心理。这些都是“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训”的注脚。作者从龙的特征中找共鸣，寄情抒怀，愈发明显了。文章又为龙虚提一笔，“则常出乎害人”，旋即一转。“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为仁”。就如同龙是崇高美的化身，王安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改革事业也是崇高的。但崇高的东西由于不规范，有悖常理常情，往往使人们产生恐惧感。对于龙来说，它遭到了“害人”的责难，可是龙是子虚乌有，又有谁见过它害人。在这里作者为变法回护，寄慨于物，颇有深意。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把儒家施仁的思想放在被诬为“害人”的特定环境中表现，隐约透露出古往今来志士仁人行道的悲剧命运，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那么，“为仁无止，则常至乎丧己，而未始至乎丧己，夫此所以为智”便好理解了。“智”这个概念在古代指的是对“仁”的强烈追求，乃至须臾不离。王安石的政治理想类似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穷亦不独善其身”的处世法则。“为仁无止”即绝不独善自养之意，“常至乎丧己”就是被诬为“害人”，而“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者又何以能“丧己”呢?作者通过两组对龙扑朔迷离的议论，暗示了自己九死不悔的坚定信念。文章接下来借龙谈儒家的穷达观。以“止”、“动”比喻穷达。穷时预知事之几微，卷土重来未可知;达时利国利民，审时度势于事业。这又是王安石人格的兑现。最后作者复归到龙本身，那么，龙真是变幻无常以至于无法领略它的面貌吗?非也。与它同类的东西才能常常看见它。文章至此，龙和人已经合二而一了。以龙德喻人德的寄意是十分明显的。

《龙赋》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咏物和抒怀结合得较好。刘熙载《艺概》说：“昔人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龙赋》就是有王安石政治理想、人格操品“在”的借龙抒怀之作。《艺概》又说：“实事求是，因寄所托，一切文字不外作此两种，在赋则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丧志，其赋亦不可己乎!”“美言不信”是“实事求是”的反面，“玩物丧志”是“因寄所托”的反面。《龙赋》说龙是龙。而又意不在龙。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走向反面。其次，本篇纯系说理，理中有情，含义精微，同一般的借景言情的作品有所不同。这是宋人喜欢说理的风气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表现，也是王安石散文说服力胜过感染力的特点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