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蹇吾南兮安之? 莽吾北兮亲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马兮山阿。亡济兮维夷，夫孰驱兮亡。风翛翛兮来去，日翳翳兮溟蒙之雨。万物纷披萧萦兮，岁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涂兮，徘徊彷徨以反顾。盍归兮，盍去兮，独何乎此旅?

王安石以其语言简练、逻辑严谨、战斗性强的散文作品服务于政治目的，“有补于世”，并且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咏史诗和写景小诗，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表现出高明的艺术技巧，而“一洗五代旧习”。王安石的诗文理论和实践，使其称雄于唐宋文坛。鲜为人知的是，王安石还是一个擅长辞赋的高手。

在我国诸文学体裁中，赋介乎于散文与诗歌之间，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了，可谓源远流长。赋的发展，盛衰相间，至宋代，已走上了一条狭窄的艰难道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宋赋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较唐赋有所降低，这是总的趋势。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推动下，为数不少的文学家力求创新，还是创作了很多堪称为优秀作品的赋文。王安石以含蓄、简短的骚体小赋列位于佼佼者之中。

严格说来，王安石作赋并非专擅，不过偶尔为之，然水平之高却非凡俗可比。这主要得益于其诗文功底之深，炼字炼句之精，再加之政治上的大起大落，经历坎坷多变而不凡，使得作品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反映了他的思想。《思归赋》 当属突出一例。

该文作于何年，似无定论。不过从字里行间隐约流露出的思想感情看，当成文于仕途艰难之时，大致在其身居相位，推行新法遇到保守势力顽强抵抗之际。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可谓多矣，没有一次能顺利进行，王安石变法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有思想准备的。然事到临头，遭到对立面围攻时，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世路艰险的图画：“风翛翛兮来去，日翳翳兮溟蒙之雨。万物纷披萧索兮，岁逶迤其今暮。”联想作者因变法维新招致保守派的激烈攻击，最高统治者的屡启疑忌，以致最终被罢相，不难体会到作者面对困境的悲愤心情，此时岂止是失望，简直有些绝望了。然而作者又是固执的，轻易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他要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宁愿被罢官免职。因为他是“拗相公”，生性执拗。可是皇帝出尔反尔，如果不支持他，新法就难以推行了。在那个中央集权的独裁时代，王安石空有满腔热血，也无法彻底实施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困难中，王安石感到了自己的孤立无援，陷入了窘迫境地。他觉得自己犹如激流中一叶小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浪中备受冲击。但他又不愿随波逐流。怎么办呢?他也不愿卷入权力之争，但又无力回天，只好激流勇退。他产生了隐归的念头，正如文章一开头所显现的那样，“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北兮亲之思。”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一个极有理想、极有政治抱负的人，而且也是一个强项不折腰的人。其诗《北陂杏花》云：“一陂春水浇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按《宋诗精华录》注语，“末二句恰是自己身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倔强的性格和高尚的风节。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推行新政尚未成功之际，怎么可能会下定决心归隐山林，闲居终生呢?但事实太无情了，打击也过于沉重，因为保守势力太强大了，王安石的官场沉浮便是最好的说明。北宋封建王朝的腐败、政治斗争的尖锐，由此亦可略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刚正不阿的王安石也不得不避一下锋芒。历史使命尚未完成，仍须继续努力的王安石，心情是极其矛盾的，赋中他感叹地写道：“吾感不知夫涂兮，徘徊彷徨以反顾。”徘徊、彷徨并列连用，就十分鲜明、生动地将作者措置、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作者发自肺腑地吐出心声：“盍归兮，盍去兮，独何乎此旅?”真有些“出师未捷心先死”的意味了，痛苦、悲愤之情跃然笔端，见诸尺帛。读者观之，岂不共鸣心颤乎?

思归心既萌，归诸何处?作者没有多谈，似乎有些厌倦了，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江西临川这个才子辈出人杰地灵之地，正是王安石的故乡，有其故居、故人，是个风光明媚，绿草如茵的好去处。尽管多年仕宦，长期在外，然而作者思念眷恋故里之情不减分毫，反与日俱增。此情依依，此意切切，其诗文中广有反映。如怀念故里旧居的《过山即事》和写给女儿的《送和父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等诗，都写得真挚质朴，情调虽不免低沉凄楚，却无做作之嫌。按道理讲，王安石归江西老家当属正常。但命运常捉弄人，作者到底没能归乡，而终被发往江宁，再后其干脆辞官闲居，纵情山水，了却了不平凡的一生。不管怎么说，王安石最后还是选择了“归”为结局，也算是《思归赋》一文的落脚点吧。

以思归之情为题材作赋的、文学史上常见，又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为榜首。王安石的《思归赋》虽较陶渊明尚有差距，但也不失为思想内容颇为充实，艺术性较高的佳作。固然，陶潜之文充满了归家时的愉悦心情和辞官隐居的乐趣。表现了他不愿同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且内容真切，情感自然淳朴，充满了迷人的艺术魅力。但作者以“乐乎天命复奚疑”为结尾。却也是他逃避现实，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的反映。纵观王安石之赋，虽也写思归之情，也不免情调低沉，且有凄怨之意，然终究与陶渊明文有些差别，特别是王安石似乎并不以乐天安命为满足，也并不想真正地逃避现实，只不过是想暂时避一下锋芒而已，甚至还带点发牢骚的成份。作者内心一直担心的事情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忧国忧民之心不减当年。

北宋时期，统治者对文人控制稍有放松，但仍很有限，人所共知的“乌台诗案”曾殃及一代文豪苏轼便是明证。因此，作家在其作品中，要么不敢反映现实，揭露矛盾; 要么忍不住想说几句就说个明白，生怕引起误会而招来横祸。作为朝廷要臣的王安石当然十分清楚此中厉害，可他又是个有话非说不可的“拗相公”。解决矛盾的唯一可行方法似乎便是“含蓄”。王安石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手法，并将其与简洁结合起来，构成了本文一大特色。通观作品，作者以简练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情境十分险恶的图画，虽无半句涉及官场及政治斗争，字里行间透出的却是时政的险恶。作品通过强烈的思归之情，反衬出“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思想。作者是明智的，话说一半，留了一半，言已尽而意未止，待后人任意猜测、评价。为了表达不能直露的感情，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使得文章更加生动、形象，既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又显出了世道之不平。作品中关于风、日、万物、岁的描绘，风雨如晦、如磐、给读者屡现了时代的险峻、生活的无情，这种比兴手法的运用，也有助于表达作者对时政的极端厌恶，但又忧心忡忡，从一个侧面映衬出作者的政治态度。

有人评论宋赋，认为其已成为“押韵之文”，这是不无道理的。《思归赋》正是这种韵文的成功体现。全文共十四句，几乎都有韵可押，且规范齐整，读来琅琅上口，从而更好地体现了赋体一发而不可止的气势，同时也显得感情充沛、真挚。虽为抒情小赋，无磅礴之力，却以柔见刚，骨子里都是坚贞不阿的“拗劲”。这种“押韵”的方法是宋赋的独到之处，除了读着上口外，还有助于表达和深化主题。这也是王安石此文又一特色。

尽管赋在王安石的作品中地位并不十分重要。远不如其诗文影响之大，但这一文学体裁有如“拗相公”有时不拗一样，既有助于揭示其复杂的性格，也极大地丰富了王安石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一点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