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今重诱之，使相捕告，则州县之狱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将众。无赖奸人，将乘此势，于海旁鱼业之地，搔动艚户，使不得成其业。艚户失业，则必有合而为盗，贼杀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为虑也。

鄞于州，为大邑。某为县于此两年，见所谓大户者，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百亩之直，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数口之家，养生送死，皆自田出;州县百须，又出于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时得者，钱也。今责购而不可得，则其间必有鬻田以应责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赏无赖告讦之人，非所以为政也。又其间必有扦州县之令而不时出钱者，州县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钱以应捕盐之购，又非所以为政也。

且吏治宜何所师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讦之利以败俗，广诛求之害，急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国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盖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粜盐之额不复于旧，则购之势未见其止也。购将安出哉?出于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贫而无有也; 出于大户之家而已，大家将有由此而破产失职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职之民乎?

在上之仁人，有所为则世辄指以为师，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阁下之为此而师之，独不害阁下之义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阁下之为方尔，而有司或以谓将请于阁下，求增购赏以励告者。故某窃以谓阁下之欲有为，不可不慎也。

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于利，其所谓利者，又非所以为利也，非一日之积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穷而怨。常恐天下之势，积而不已，以至于此。虽力排之，已若无奈何，又从而为之辞，其与抱薪救火何异? 窃独为阁下惜此也! 在阁下之势，必欲变今之法令如古之为，固未能也; 非不能也，势不可也。循今之法而无所变，有何不可? 而必欲重之乎?

伏惟阁下常立天子之侧，而论古今所以存亡治乱，将大有为于世，而复之乎二帝三王之隆。顾欲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之事，岂待讲说而明? 今退而当财利责，盖迫于公家用调之不足，其势不得不权事势而为此，以纾一切之急也。虽然，阁下亦过矣，非所以得财利而救一切之道。阁下于古书，无所不观。观之于书，以古已然之事验之，其易知较然，不待某辞说也。枉尺直寻而利，古人尚不肯为，安有此而可为者乎?

今之时，士之在下者浸渍成俗，苟以顺从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辄怒而不听之。故下情不得自言于上，而上不得闻其过，恣所欲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阁下，其职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听之! 文书虽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犹愈于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王安石自庆历二年 (1042) 三月登进士第，旋即“签书淮南判官”，赴扬州韩琦幕府任职。三年“秩满”，依旧制，“许献文求试馆职”(《宋史·本传》)，以期踏入一条稳妥的仕宦之途。偏王安石“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以“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的实干家精神，“独否”传统旧例，遂“再调至鄞县”，时在庆历七年 (1047)。从此王安石辗转历任地方官吏凡十余载，深得民俗民风，多见朝政利弊，为他后来的“改易更革”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其间，知任鄞县的三年，政绩卓著，最得后世称赞。所谓：“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吏人便之。”(《东都事略》) 他初到鄞县便审时度势，亲自勘查，跑遍鄞县境内，劝督乡民“大浚治川渠”，以修河防旱。写出了著名的《上杜学士言开河书》。第二年，又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开官府粮仓借贷于民，“立息以偿”，使官民两利。至于盐政多弊已久，而州官查禁私盐日甚，更似逼盐民为“盗”。王安石虽为一县小吏，却慷慨陈词，又写下这篇为民请命的《上运使孙司谏书》。后人常指称王安石的鄞县之任为其“熙宁变法”的试验场，似不无所指。以这篇《上运使孙司谏书》而言，其文以书代论，剖析深刻，识见精辟; 而据理直谏，语言犀利。虽“与上大夫言，绝无忌讳如此”(蔡上翔语)。恰如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的锋芒小试。历来因其多有可读之处而传布于世。

开门七件事，盐在其中，吏民皆或不可缺。但宋代盐政素苛重，而天下盐利皆在官府，历朝“尤重私贩之禁”(《宋史·食货志·盐》)。因盐利乃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自建隆二年起，盐政屡经调整，其宗旨仍在维护盐入的聚敛。至于对私贩之禁，朝廷颁法，州郡有律，更是不择手段。所谓：“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无形中助长了查禁私盐中的弊端滋生，以至竟如逼盐民为“盗”者。转运使孙司谏当时正是王安石的顶头上司，作者敢于对上峰据理力谏，写下这篇以书代论的宏文，足以显示了王安石为民兴利的志向与胆识。

作者落笔即开门见山，严肃地指出孙司谏“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令之不妥，“窃以为过”。文字简洁，立论明确。一个“窃”字极符合下属的身份与口吻，颇为传神。而一个“过”字，含意无穷，作者不加解说便不明其义。行文反促人细读。首节文字揭示此令既出，产生的结果与影响将适得其反：或其“势不止”，或刑狱者必“众”必“蕃”;或奸赖“乘势”、“艚户失业”;或盗仇者日多。凡此四项，远非阁下拟令时所料，自然“不可不以为虑”。作者以事实说话，语辞明析，语气委婉。一个“虑”字，设身处地，使人易于接受。虽是以书代论，仍不失书信的格式与礼仪。

二、三两节为一段。作者指出鄞县盛行贩私盐的原因，恰在于地少人多，手中无钱。无论“大户”、“少者”，还是小吏、庶民，皆难于“尤不可时得者，钱也。”既使百亩良田，需供养家活口，需支“州县百须”，生计尚不能维持，又怎行阁下的捕盐之法，“责购而可得”呢?作者按抑下满腔的激愤，为民请命。而笔触深沉中盈溢着指斥。此处令不得行的道理依然由事实来说明。使貌似平易的文字，更显露出一种格外的深刻和尖锐来。作者运文很注意书信的对象是令行一州、数州乃至一路之隅的转运使，所以连用二句“非所以为政也”。点明了孙司谏令出而不能为政，捕盐之法既使良民与无赖颠倒，又使法令全凭鞭械相督，此法此政的或明或暗已显然。至于朝廷大臣，为官为吏，口必称师“古之君子”，而令行却无一字同古法，无疑会“失百姓之心”。所谓“禁而又重之”，悬赏缉捕之“购势不止”，以及钱无由所出的现象连续发生，又怎能解释“仁人在上”，但“令下有失职之民”。作者由设问起笔，以反诘句式作结，答在问中，又不直接伤害上峰的脸面。颇能见作者的匠心。

四、五、六节从文意和结构上正合成一段。作者写这封书信的特点之一是极善于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王安石的阐述极严密，此时宕起一笔，从上行下效的世风，论及世辄指上人“以为师”，而阁下此令出又“欲有为”，实在是“不可不慎”。结论顺理成章，表面的文字并不含斥责，语势已充满了讥切。“不可不慎”几近反语，孙氏令出，已纯然是大不慎。以下作者辨析吏治的“道”与“利”; 又退一步论及“出钱购人捕盐”之法，其实并不能为国家敛财。王安石并不强求孙司谏能革除盐政积弊，指出只须“循今之法而无所变”，取“欲重之”令是要不得的。否则，这种措施不仅于国于民无补，必将逼民纷纷为“海盗”，社会危机必然加剧。可见“欲重之”令，无异于抱薪救火。乏善可陈。

末节由时风日下，吏治颓废发端。作者辨析上情与下情的企求通达，或囿于“憎人之言”，或困于“恣所欲为”，上下已经是久不相往了。王安石就此慨然叹曰： 如今上之人能听取下言者惟剩你孙司谏; 而下言者能汇报上之人，也只有我王安石了。语辞含蓄，凛然，发人深省。

作为一封下级给上峰的书信，全文论述精辟而深刻，语辞质朴中透露出凛然正气。文字虽循书信体，却处处表现出王安石体恤民情，见识卓越，富有政治远见的敏锐和气魄。王安石在鄞县任上的三年实践，使他受益匪浅。他之所以能写出这封敢于直谏的书信，恰在于作者以下层官吏的身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的心志和吏才。全文由一项政令措施的行止利弊人手，语出有据，直抒胸臆。而文字简洁婉转，犀利之中又颇多趣谐，给人的印象很深。书信的文意不仅在指评辨驳捕盐之法，实质是对吏治黑暗的揭露和对州县为政的探讨。王安石从来反对“一州之善，不足书之”，轻视下层的认识。他在鄞县时，“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东都事略》)，以“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遗其民而不愧于豳之吏者果多乎?”(《通州海门兴利记》) 鞭策自己，遂有考察十三日，步行数百里，查访“东西十有四乡” (见《鄞县经游记》) 的政绩。

北宋盐政弊端种种，缉查私盐，“出钱购人”尤为首恶，盐民深受其害。作者另有《收盐》一诗，控诉了这种暴政。诗中“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二联正是这封书信的写照。后世有人指诬王安石与民争利，恰证实了他们无视作者亲撰的书信和诗作，用心卑劣。与之相反，鄞县人民不忘王安石为政三年的政绩，对于青黄不接时出官钱、官粮“轻息以贷”却“至今德之，立祠院山下，神亦至灵。”(《宋人轶事汇编》卷十) 记载虽有附会，亦可证王安石所得到的拥戴之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