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

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尝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 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 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瑰，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 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唐宋以降，能文之士提笔撰墓志铭文一时成风。其间，隐恶扬善、“溢美谀墓”之迂腐陋习亦滋盛。致使墓志铭文或变“俗”变“滥”，后世每有揶谕之辞。

虽如此，以态度严肃、情感真实、生动传神而名世的佳作亦不乏其篇。撰著者中又以韩愈、欧阳修两家为佼佼者。文坛盛传其《柳子厚墓志铭》与《尹师鲁墓志铭》两篇力作，或“以柳易播”、或“文简意深”。大家风范、道德文章，无愧于后世之楷模。然而，虽效法、摹拟者多，却以王安石此篇墓志铭有“学韩之文，此为极则”(《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之誉。所谓“纵横开阖，用笔有龙跳虎卧之势”，所谓“感叹深挚，跌宕昭朗。荆公此等志文最可爱” (同上)，评品议论声里，堪称各得其妙。

作者撰此铭文的宗旨在感叹许平虽雄才大略，竟“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行文中深切的悼念，真诚的由衷之感，同无限悲慨、出离愤怒之情熔凝于笔端。王安石独出机杼，写法不拘一格。其出语冷峻，俯仰古今，既激人以共鸣，又发人以深思。至于其谋篇波折迭起，掷笔于天外; 文句“措词隽敏”，“摇曳唱叹” (同上) 于首尾，正体现了王荆公“文章折拗峭深”( 《四部备要书目提要》)，以气势雄健，“词简而精，义深而明”见长的风格。此铭文出遂成传诵佳构，而“主簿许君”亦因此立名于世。

恰《宋史》许平无传，唯其兄许元有传。所以作者记叙许君生平仅用“余尝谱其世家”一语作总领句。“所谓今……主簿者”，着力于“主簿”二字，为下文的阐发议论设伏笔。考“尝谱其世家”，语指荆公所作《许氏世谱》一篇。其文由神农之后伯阳氏溯源，历数《春秋》中的许男; 不受尧让天下而藏之箕山的许由; 汉魏而有许慎“以经术显”，许靖入蜀、“先主以为太傅”，许褚“忠力事魏”; 及至唐天宝之乱有许远者与张巡同抗贼于唯阳，尽守城之责。直至“远孙侨”人江南，繁衍稠，规而至于逖。而逖有五子皆为宦，其中唯许平任卑微小吏。作者探询许氏世谱根族，从“爵邑于周，子孙播散四方”刨起，直到点明“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论孝友者归许氏”。不过《宋史》对许元颇多贬词。称其为官“以聚敛刻剥为能，急於进取，多聚珍奇，以赂遗京师权贵”。以至清末林琴南氏指证许元“人品本不足言”而“平之行能应类其兄”，于是得出了“故荆公言中加以讥切”(《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 的结论。此乃一家之言，终不免偏颇。王安石文中以有世谱在先而不细述，但也记明许平的四个长处。即所谓“自少小卓荦不羁”、“善辩说”，以及“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从行文看，“相友爱称天下”，“智略所器”或与其兄相关连; 而“卓荦不羁”、“善辩说”则是单指许平而论。且作者仍意在褒奖许平的承继家风，颇负才智。运笔以其兄作衬托，自然也是认可许元的“咸孝友”和有“智略”。不过由此似得不出“平之行解应类其兄”的判断，所以“荆公言中加以讥切”或论据不足，或为后人的想当然。以全文的布局而言，四个长处也好，其兄陪衬也罢，都无疑权作铺垫。遂引出下文的“贵人多荐”、“争荐”，直至未得大用，终卒以小吏，对许氏兄弟，当时与后世应有其议论。王安石称元“自天子大臣莫不以为材。其劳烈方在史氏记”(《许氏世谱》)，可见赞叹的成份居多。古人评点此四个长处，亦有称许平为“此见其为趋时之士”(《唐宋文举要》 甲编卷七) 的见解。“趋时”者，追求风俗时髦。而“时风时俗”并不能一概贬斥，“趋”者亦是泥沙混杂，良莠难分。所以，即便王安石对当时举荐之风的弊端、贻患有着一定的认识，也不能断然指辩其“言中加以讥切”。澄清许元许平兄弟品行的或“应类”、或不“应类”或有类，是有一定意义的。它有助于世人对许平的评论公正。王安石在文中记述许平的生平，虽简洁文字，却抓住了“为当世大人所器”的原因。作者以此落笔，既合乎墓志铭文的风习，又能独出新意，纠正世俗之人的成见、偏见。这或许正是王荆公行文起势之匠心所在。

作者对志文的结撰以夹叙夹议的手法巧作编排。写生平，叙事迹，除尽琐细杂碎，单提许君之大节处。突破了穷于溢美赞颂的古板格局。王安石记述人事，坚持写实、写真。虽愤慨不已，仍持以冷峻，凝激情于藏锋蓄势之中。作者转而抒唱叹，一变作“痛写淋漓，无限悲凉”(《古文观止》)，使“文情若疑若信，若近若远，令人莫测”(同上)。而铭文题旨却始终在未得大用以卒。

文中逼出“其可哀也”的惋惜与悲愤，得之于一波三折的层层递进之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1043)五月乙未，以试方略人……许平为太庙斋郎。……皆近臣特荐也。”宋仁宗复六科之举，“开方略之选”，朝廷大臣范仲淹，郑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可见许君之大才，世人皆以为可用。而且“贵人多荐”、“争荐”认为“不宜弃之州县”所谓千里宝马，栋梁之材就在眼前。这一层的极尽褒赞之辞，盈溢着作者满心的喜悦。“君亦尝慨然自许，欲有所为”是第二层。王安石赞赏许平自负而又自信的心志，似乎同许君一样满怀着希望。第三层仅记述“召试”“为太庙斋郎”，海陵“主簿”。使人才埋没，“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行文三层迭进，以先扬后抑之法，使文势随文意而跌宕变化。作者的笔含蕴藉，落墨有致;而文字折转自然，顺理成章。此时，王安石止不住发一声：“噫!其可哀也已!”语中悲凉、惋惜、哀叹、不平之情已如激流飞瀑、直泄而下。

王安石写墓志铭，有意学韩愈的不守“定体”、成法，手法更为灵活。作者写许君的生平、人品、文章、道德并不作泛泛叙述。从“可哀”宕开一笔，以士人有三类作比较。用“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和“赴势利之会，而辄不遇者”，来衬托“辩谋”足以“移万物”“夺三军”者。作者抒发议论，直泄胸臆。慨叹第一种人的“有待而不悔”;第二种人的“不可胜数”;第三种人的“穷时”“辱国”，不得一用。后世对文中三种人中“何为暗指许平”多有不同的见解。有指前者“此正指许平辈也”(《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有称后者为真才实学之许平。“辩足以移万物”取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意，而“夺三军”则出自《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的活用。其实，王安石行文之高妙，何在于此地的确认人事。许平以海陵主簿而终卒其生，未尝不是“有待而不悔”者的“独行其意”;也未尝不是“不可胜数”中的一个; 更未尝不是勇冠三军的骁将。所以说三种士人的秉赋特征中都有许平的影子，如此看来，王安石的这一番议论，果真是有感而发。所谓“以见趋时之士，亦未必得，君子所以贵自守也”(《唐宋文举要》 甲编卷七)，古代评家的这种认识倒也难能可贵，同时似也证明了君子人中亦有趋时之士。难怪“熙宁六年，王安石言庆历边事，大臣以门客故人之故，开方略之科，因此缪及京师市井闲富人，灵策求得官者甚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3) 可见王荆公对庆历时的举荐之风多有贬词。《文献通考·职官》也指出举荐之弊竟至“室长斋郎无常数”。宋代科举腐朽，任人任事不以实际真才实学作凭，以致冗官冗费，因人设事。天下人材虽多，却得不到合适而充分的任用。如许平以主簿终其一生，虽“可哀”而不可奇。许氏的悲剧实在是当时科举与社会弊病所造成。作者行笔果真是“纵横开阖”、“痛写淋漓”(《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

末节的铭文短小精辟。然两处语意笔含悲凉以至出意愤怒。一个“挤”字生动形象，但揭示了扼杀人材于无声无息之中。末句的“谁或使之?”大胆发问，无限慨叹，又对全文作总结概括。笔触所指，颇具胆识。王安石曾撰杂著《材论》篇，其文开宗明义即指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 不患上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文笔所指似乎正是许平以小吏终生的现实。作者在另一篇杂论《兴贤》中亦提出“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观许平一生埋没，不以大用，何异于无此人无此材。国家祸福，社稷兴衰离开了贤材的必有所为，还能有什么发达与强盛可言。“谁或使之”不言自明，墓志铭的宗旨也由此得到开掘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