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老和尚把徐大军机送出大门登车之后,他便踱到西书房来。原来洋人已走,只剩得尹子崇郎舅两个。他小舅爷正在那里高谈阔论,夸说自己的好主意,神不知,鬼不觉,就把安徽全省矿产轻轻卖掉。外国人签字不过是写个名字,如今这卖矿的合同,连老头子亦都签了名字在上头,还怕他本省巡抚说什么话吗。就是洋人一面,当面瞧见老头子签字,自然更无话说了。原来这事当初是尹子崇弄得一无法想,求教到他小舅爷;小舅爷勾通了洋人的翻译,方有这篇文章。所有朝中大老的小照,那翻译都预先弄了出来给洋人看熟;所以刚才一见面,他就认得是徐大军机,并无丝毫疑意。合同例须两分,都是预先写好的。明欺徐大军机不认得洋字,所以当面请他自己写名字;因系两分,所以叫他写了又写。至于和尚一面,前回书内早已交代,无庸多叙。当时他们几个人同到了西书房,翻译便叫洋人把那两分合同取了出来,叫他自己亦签了字,交代给尹子崇一分,约明付银子日期,方才握手告别。尹子崇见大事告成,少不得把弄来的昧心钱除酬谢和尚、通事二人外,一定又须分赠各位舅爷若干,好堵住他们的嘴。
        闲文少叙。且说尹子崇自从做了这一番偷天换日的大事业,等到银子到手,便把原有的股东一齐写信去招呼,说是“公司生意不好,吃本太重,再弄下去,实实有点撑不住了。不得已,方才由敞岳作主,将此矿产卖给洋人,共得价银若干”。除垫还他经手若干外,所剩无几,一齐打三折归还人家的本钱,以作了事。股东当中有几个素来仰仗徐大军机的, 自然听了无甚说得,就是明晓得吃亏,亦所甘愿;有两个稍些强硬点的,听了外头的说话, 自然也不肯干休。常言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尹子崇既做了这种事情,所有同乡京官里面,有些正派的,因为事关大局, 自然都派尹子崇的不是;有些小意见的,还说他一个人得了如许钱财,别人一点光没有沾着,他要一个人安稳享用,有点气他不过,便亦撺掇了大众出来同他说话,专为此事,同乡当中特地开了一回会馆,尹子崇却吓得没敢到场。后来又听听外头风声不好,不是同乡要递公呈到都察院里去告他,就是都老爷要参他。他一想不妙,京城里有点站不住脚,便去催逼洋人,等把银子收清,立刻卷卷行李,叩别丈人,一溜烟逃到上海。恰巧他到上海,京城的事也发作了,竟有四位御史一连四个摺子参他,奉旨交安徽巡抚查办。信息传到上海,有两家报馆里统通把他的事情写在报上,拿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一想,上海也存不得身,而且出门已久,亦很动归家之念,不得已,掩旗息鼓,径回本籍。他自己一人忖道:“这番赚来的钱也尽够我下半世过活的。既然人家同我不对,我亦乐得与世无争,回家享用。”
        于是在家一过过了两个多月,居然无人找他。他自己又自宽自慰,说道:“我到底有‘泰山’之靠,他们就是要拿我怎样,总不能不顾老丈的面子。况且合同上还有老丈的名字,就是有起事情来, 自然先找到老丈,我还退后一层,真正可以无须虑得。”一个人正在那里盘算,忽然管家传进一张名片,说是县里来拜。他听了这话,不禁心上一怔,说道:“我自从回家,一直还没有拜过客,他是怎么晓得的?”既然来了,只得请见。这里执帖的管家还没出去, 门上又有人来说:“县里大老爷已经下轿,坐在厅上,专候老爷出去说话。”尹子崇听了,分外生疑。想要不出去见他,他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不见是不成功的;转念一想道:“横竖我有好靠山,他敢拿我怎样!”于是硬硬头皮,出来相见。谁料走到大厅,尚未同知县相见,只见门外廊下以及天井里站了无数若干的差人。尹子崇这一吓非同小可!
        此时知县大老爷早已望见了他了,提着嗓子,叫了一声“尹子翁,兄弟在这儿”。尹子崇只得过来同他见面。知县是个老猾吏,笑嘻嘻的,一面作揖,一面竭力寒暄道:“兄弟直到今日才晓得子翁回府,一直没有过来请安,抱歉之至!”尹子崇虽然也同他周旋,毕竟是贼人胆虚,终不免失魂落魄,张皇无措。作揖之后,理应让客人炕上上首坐的,不料一个不留心,竟自己坐了上面。后来管家上来递茶给他,叫他送茶,方才觉得。脸上急得红了一阵,只得换座过来,越发不得主意了。知县见此样子,心上好笑;便亦不肯多耽时刻,说道:“兄弟现在奉到上头一件公事,所以不得不亲自过来一趟。”说罢,便在靴筒子当中抽出一角公文来。尹子崇接在手中一看,乃是南洋通商大臣的札子,心上又是一呆。及至抽出细瞧,不为别件,正为他卖矿一事,果然被四位都老爷联名参了四本,奉旨交本省巡抚查办。本省巡抚本不以他为然的, 自然是不肯帮他说话。不料事为两江总督所知,以案关交涉,正是通商大臣的责任,顿时又电奏一本,说他擅卖矿产,胆大妄为,请旨拿交刑部治罪。上头准奏。电谕一到,两江总督便饬藩司遴选委员前往提人。谁知这藩司正受过徐大军机栽培的,便把他私人、候补知县毛维新保举了上去。这毛维新同尹府上也有点渊源,为的派了他去,一路可以照料尹子崇的意思。等到到了那里,知县接着。毛维新因为自己同尹子崇是熟人,所以让知县一个人去的。及至尹子崇拿制台的公事看得一大半,已有将他拿办的说话,早已吓呆在那里,两只手拿着札子放不下来。
        后来知县等得长久了,便说道:“派来的毛委员现在兄弟衙门里。好在子翁同他是熟人,一路上倒有照应。轿子兄弟已经替子翁预备好了,就请同过去罢。”几句话说完,直把个尹子崇急得满身大汗,两只眼睛睁得如铜铃一般,吱吱了半天,才挣得一句道:“这件事乃是家岳签的字,与兄弟并不相干。有什么事,只要问家岳就是了。”知县道:“这里头的委曲,兄弟并不知道。兄弟不过是奉了上头的公事,叫兄弟如此做,所以兄弟不能不来。如果子翁有什么冤枉,到了南京,见了制台尽可分辨的;再不然,还有京里。况且里头有了令岳大人的照应,谅来子翁虽然暂时受点委曲,不一久就可明白的。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毛某人明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们一块去罢。”尹子崇气的无话可说,只得支吾道:“兄弟须得到家母跟前禀告一声;还有些家事须得料理料理。准今天晚上一准过去。”知县道:“太太跟前,等兄弟派人进去替你说到了就是了。至于府上的事,好在上头还有老太太,况且子翁不久就要回来的,也可以不必费心了。”
        尹子崇还要说别的,知县已经仰着头,眼睛望着天,不理他;又拖着嗓子叫:“来啊!”跟来的管家齐齐答应一声“喳”。知县道:“轿夫可伺候好了?我同尹大人此刻就回衙门去。”底下又一齐答应一声,回称:“轿夫早已伺候好了。”知县立刻起身,让尹子崇前头,他自己在后头,陪着他一块儿上轿。这一走,他自己还好;早听得屏门背后他一班家眷,本已得到他不好的消息,如今看他被县里拉了出去,赛如绑赴菜市口一般,早已哭成一片了。尹子崇听着也是伤心;无奈知县毫不容情,只得硬硬心肠跟了就走。
        霎时到得县里,与毛委员相见。知县仍旧让他厅上坐,无非多派几个家丁、勇役轮流拿他看守。至于茶饭一切相待,自然与毛委员一样。毕竟他是徐大军机的女婿,地方官总有三分情面;加以毛委员受了江宁藩台的嘱托,公义私情,二者兼尽:所以这尹子崇甚是自在。当天在县衙一宵,仍是自己家里派了管家前来伺候。第二天跟着一同由水路起身。在路晓行夜宿,非止一日, 已到南京。毛委员上去请示,奉饬交江宁府经厅看管,另行委员押解进京。搁下不表。
        且说毛维新在南京候补,一直是在洋务局当差,本要算得洋务中出色能员。当他未曾奉差之前,他自己常常对人说道:“现在吃洋务饭的,有几个能够把一部各国通商条约肚皮里记得滚瓜烂熟呢?但是我们于这种时候出来做官,少不得把本省的事情温习温习,省得办起事情来一无依傍。”于是单检了道光二十二年“江宁条约”抄了一遍,总共不过四五张书,就此埋头用起功来,一念念了好几天,居然可以背诵得出。他就到处向人夸口,说他念熟这个,将来办交涉是不怕的了。后来有位在行朋友拿他考了一考,晓得他能耐不过如此,便驳他道:“道光二十二年定的条约是老条约了,单念会了这个是不中用的。”他说:“我们在江宁做官,正应该晓得江宁的条约。至于什么‘天津条约’、‘烟台条约’,且等我兄弟将来改省到那里,或是咨调过去,再去留心不迟。”那位在行朋友晓得他是误会;虽然有心要想告诉他,无奈见他拘墟不化,说了亦未必明白,不如让他糊涂一辈子罢。 因此一笑而散。
        却不料这毛维新反于此大享其名,竟有两位道台在制台前很替他吹嘘说:“毛令不但熟悉洋务,连着各国通商条约都背得出的,实为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员。”制台道:“我办交涉也办得多了,洋务人员在我手里提拔出来的也不计其数,办起事情来,一齐都是现查书,不但他们做官的是如此,连着我们老夫子也是如此。所以我气起来,总朝着他们说:‘我老头子记性差了,是不中用的了。你们年轻人很应该拿这些要紧的书念两部在肚子里。’一天念熟一页,一年便是三百六十页,化上三年功夫,那里还有他的对手。无奈我嘴虽说破,他们总是不肯听。宁可空了打麻雀,逛窑子;等到有起事情来,仍然要现翻书起来,真正气人!今天你二位所说的毛令既然肯在这上头用功,很好,就叫他明天来见我。”原来此时做江南制台的,姓文,名明,虽是在旗,却是个酷慕维新的。只是一样:可惜少年少读了几句书,胸中一点学问没有。这遭总算毛维新官运亨通,第二天上去,制台问了几句话,亏他东扯西拉,居然没有露出马脚,就此委了洋务局的差使。
        这番派他到安徽去提人,禀辞的时候,他便回道:“现在安徽那边,听说风气亦很开通了。卑职此番前去,经过的地方,一齐都要留心考察考察。”制台听了,甚以为然。等到回来,把公事交代明白,上院禀见。制台问他考察的如何,他说:“现在安徽官场上很晓得维新了。”制台道:“何以见得?”他说:“听说省城里开了一爿大菜馆,三大宪都在那里请过客。”制台道:“但是吃吃大菜,也算不得开通。”毛维新面孔一板,道:“回大人的话:卑职听他们安徽官场上谈起那边中丞的意思说:凡百事情总是上行下效;将来总要做到叫这安徽全省的百姓,无论大家小户,统通都为吃了大菜才好。”制台道:“吃顿大菜,你晓得要几个钱?还要什么香槟酒、皮酒去配他。还有些酒的名字,我亦说不上来。贫民小户可吃得起吗?”制台的话说到这里,齐巧有个初到省的知县,同毛维新一块进来的,只因初到省,不大懂得官场规矩, 因见制台只同毛维新说话,不理他,他坐在一旁难过,便插嘴道:“卑职这回出京,路过天津、上海,很吃过几顿大菜,光吃菜不吃酒亦可以的。”他这话原是帮毛维新的。制台听了,心上老大不高兴,眼睛往上一楞,说:“我问到你再说。上海洋务局、省里洋务局,我请洋人吃饭也请过不止一次了,那回不是好几千块钱!你晓得!”回头又对毛维新说道:“我兄弟虽亦是富贵出身,然而并非纨绔一流,所谓稼穑之艰难,尚还略知一二。”毛维新连忙恭维道:“这正是大帅关心民瘼,才能想得如此周到。”
        文制台道:“你所考察的,还有别的没有?”毛维新又回道:“那边安庆府知府饶守的儿子同着那里抚标参将的儿子,一齐都剪了辫子到外洋去游学。恰巧卑职赶到那里,正是他们剃辫子的那一天。首府饶守晓得卑职是洋务人员,所以特地下帖邀了卑职去同观盛典。这天官场绅士一共请了三百多位客。预先叫阴阳生挑选吉时,阴阳生开了一张单子,挑的是未时剃辫大吉。所请的客,一齐都是午前穿了吉服去的,朝主人道过喜,先开席坐席。等到席散,已经到了吉时了。只见饶守穿着蟒袍补褂,带领着这位游学的儿子,亦穿着靴帽袍套;望空设了祖先的牌位,点了香烛,他父子二人前后拜过,禀告祖先;然后叫家人拿着红毡,领着少爷到客人面前,一一行礼,有的磕头,有的作揖。等到一齐让过了,这才由两个家人在大厅正中摆一把圈身椅,让饶守坐了;再领少爷过来,跪在他父亲面前,听他父亲教训。大帅不晓得:这饶守原本只有这一个儿子;因为上头提倡游学,所以他自告奋勇,情愿自备资斧,叫儿子出洋。所以这天抚宪同藩、臬两司以及首道,一齐委了委员前来贺喜。只可怜他这个儿子今年只有十八岁,上年腊月才做亲,至今未及半年,就送他到外洋去。莫说他小夫妇两口子拆不开,就是饶守自己想想, 已经望六之人了,膝下只有一个儿子,怎么舍得他出洋呢。所以一见儿子跪下请训,老头子止不住两泪交流,要想教训两句,也说不出话了。后来众亲友齐说:‘吉时已到,不可错过,世兄改装也是时候了。’只见两个管家上来,把少爷的官衣脱去,除去大帽,只穿着一身便衣;又端过一张椅子,请少爷坐了。方传剃头的上来,拿盆热水,揿住了头,洗了半天,然后举起刀子来剃。谁知这一剃,剃出笑话来了:只见剃头的拿起刀来,磨了几磨,哗擦擦两声响,从辫子后头一刀下去,早已一大片雪白的露出来了。幸亏卑职看得清切,立刻摆手,叫他不要再往下剃,赶上前去同他说:‘再照你这样剃法,不成了个和尚头吗?外国人虽然是没有辫子,何尝是个和尚头呢?’当时在场的众亲朋以及他父亲听卑职这一说,都明白过来,一齐骂剃头的,说他不在行,不会剃。剃头的跪在地下,索索的抖,说:‘小的自小吃的这碗饭,实在没有瞧见过剃辫子是应该怎么样剃的。小的总以为既然不要辫子, 自然连着头发一块儿不要,所以才敢下手的。现在既然错了,求求大老爷的示,该怎么样,指教指教小的。’卑职此时早已走到饶守的儿子跟前,拿手撩起他的辫子来一看,幸亏剃去的是前刘海,还不打紧。便叫他们拿过一把剪刀来,由卑职亲自动手,先把他辫子拆开,分作几股,一股一股的替他剪了去,底下还替他留了约摸一寸多光景,再拿刨花水前后刷光,居然也同外国人一样了。大帅请想:他们内地真正可怜,连着出洋游学想要去掉辫子这些小事情,都没有一个在行的。幸亏卑职到那里教给他们,以后只好用剪刀剪,不好用刀子剃,这才大家明白过来,说卑职的法子不错。当天把个安庆省城都传遍。听说参将的儿子就是照着卑职的话用剪刀的。第二天卑职上院见了那边中丞,很蒙奖励,说:‘到底你们江南无辫子游学的人多,这都是制宪的提倡,我们这里还差着远哩。’”文制台听了别人说他提倡学务,心上非凡高兴。当时只因谈的时候长久了,制台要紧吃饭,便道:“过天空了我们再谈罢。”说完,端茶送客。毛维新只得退出,赶着又上别的司、道衙门,一处处去卖弄他的本领。不在话下。
        且说这位制台本是个有脾气的,无论见了什么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不论你是实缺藩台,他见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顶子给人碰,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藩台尚且如此,道、府是不消说了,州、县以下更不用说了;至于在他手下当差的人甚多,巡捕、戈什,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越发不必问的了。
        且说有天为了一件甚么公事,藩台开了一个手折拿上来给他看。他接过手折,顺手往桌上一撂,说道:“我兄弟一个人管了这三省事情,那里还有工夫看这些东西呢!你有什么事情,直截痛快的说两句罢。”藩台无法,只得捺定性子,按照手折上的情节约略择要陈说一遍。无如头绪太多,断非几句话所能了事,制台听到一半,又听得不耐烦了,发狠说道:“你这人真正麻烦!兄弟虽然是三省之主,大小事情都照你这样子要我兄弟管起来,我就是三头六臂也来不及!”说着,掉过头去同别位道台说话,藩台再要分辩两句他也不听了。藩台下来,气的要告病,幸亏被朋友们劝住的。
        后来不多两日,又有淮安府知府上省禀见。这位淮安府乃是翰林出身,放过一任学台,后来又考取御史,补授御史,京察一等放出来的。到任还不到一年,齐巧地方上出了两件交涉案件,特地上省见制台请示;恐怕说的不能详细,亦就写了两个节略,预备面递。等到见了面,同制台谈过两句,便将开的手折恭恭敬敬递了上去。制台一看是手折,上面写的都是黄豆大的小字,便觉心上几个不高兴;又明欺他的官不过是个四品职分,比起藩台差远了,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说道:“你们晓得我年纪大,眼睛花,故意写了这小字来蒙我!”那淮安府知府受了他这个瘪子,一声也不响。等他把话说完,不慌不忙,从从容容的从地下把那个手折拾了起来;一头拾,一头嘴里说:“卑府自从殿试、朝考以及考差、考御史,一直是恪遵功令,写的是小字;皇上取的亦就是这个小字,如今做了外官,倒不晓得大帅是同皇上相反,一个个是要看大字的,这个只好等卑府慢慢学起来。但是今时这两件事情都是刻不可缓的,所以卑府才赶到省里来面回大帅;若等卑府把大字学好了,那可来不及了。”
        制台一听这话,便问:“是两件什么公事?你先说个大概。”淮安府回道:“一件为了地方上的坏人卖了块地基给洋人,开什么玻璃公司。一椿是一个包讨债的洋人到乡下去恐吓百姓,现在闹出人命来了。”制台一听,大惊失色道:“这两椿都是个关系洋人的,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快把节略拿来我看!”淮安府只得又把手折呈上。制台把老花眼镜带上,看了一遍。淮安府又说道:“卑职因为其中头绪繁多,恐怕说不清楚,所以写好了节略来的。况且洋人在内地开设行栈,有背约章;就是包讨帐,亦是不应该的,况且还有人命在里头。所以卑府特地上来请大帅的示,总得禁阻他来才好。”制台不等他说完,便把手折一放,说:“老哥,你还不晓得外国人的事情是不好弄的么?地方上百姓不拿地卖给他,请问他的公司到那里去开呢?就是包讨帐,他要的钱,并非要的是命。他自己寻死,与洋人何干呢?你老兄做知府,既然晓得地方有这些坏人,就该预先禁止他们,拿地不准卖给外国人才是。至于那个欠帐的,他那张借纸怎么会到外国人手里?其中必定有个缘故。外国人顶讲情理,决不会凭空诈人的。而且欠钱还债,本是分内之事,难道不是外国人来讨,他就赖着不还不成?既然如此,也不是什么好百姓了。现在凡百事情,总是我们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所以才会被人家欺负;等到事情闹糟了,然后往我身上一推,你们算没有事了。好主意!”
        原来这制台的意思是:“洋人开公司,等他来开;洋人来讨帐,随他来讨。总之:在我手里,决计不肯为了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你们既做我的属员,说不得都要就我范围,断断乎不准多事。”所以他看了淮安府的手折,一直只怪地方官同百姓不好,决不肯批评洋人一个字的。淮安府见他如此,就是再要分辩两句,也气得开不出口了。制台把手折看完,仍旧摔还给他。淮安府拾了,禀辞出去,一肚皮没好气。
        正走出来,忽见巡捕拿了一张大字的片子,远望上去,还疑心是位新科的翰林。只听那巡捕嘴里叽哩咕噜的说道:“我的爷!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他老人家吃着饭他来了。到底上去回的好,还是不上去回的好?”旁边一个号房道:“淮安府才见了下来,只怕还在签押房里换衣服,没有进去也论不定。你要回,赶紧上去还来得及。别的客你好叫他在外头等等,这个客是怠慢不得的!”那巡捕听了,拿了片子,飞跑的进去了。这里淮安府自回公馆不题。
        且说那巡捕赶到签押房,跟班的说:“大人没有换衣服就往上房去了。”巡捕连连跺脚道:“糟了!糟了!”立刻拿了片子又赶到上房。才走到廊下,只见打杂的正端了饭莱上来。屋里正是文制台一迭连声的骂人,问为什么不开饭。巡捕一听这个声口,只得在廊檐底下站住。心上想回;因为文制台一到任,就有过吩咐的,凡是吃饭的时候,无论什么客人来拜,或是下属禀见,统通不准巡捕上来回,总要等到吃过饭,擦过脸再说;无奈这位客人既非过路官员,亦非本省属员,平时制台见了他还要让他三分,如今叫他在外面老等起来,决计不是个道理,但是违了制台的号令,倘若老头子一翻脸,又不是玩的;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盘旋,要进又不敢进,要退又不敢退。
        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
        那巡捕得了这句话,立刻三步并做二步,急忙跑了出来。走到外头,拿帽子探了下来,往桌子上一摔,道:“回又不好, 不回又不好! 不说人头,谁亦没有他大;只要听见‘洋人’两个字,一样吓的六神无主了!但是我们何苦来呢!掉过去,一个巴掌!翻过来,又是一个巴掌! 东边一条腿,西边一条腿!老老实实不干了!”正说着,忽然里头又有人赶出来一迭连声的叫唤,说:“怎么还不请进来!……”那巡捕至此方才回醒过来,不由的仍旧拿大帽子合在头上,拿了片子,把洋人引进大厅。此时制台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预备迎接了。
        原来来拜的洋人非是别人,乃是那一国的领事。你道这领事来拜制台为的什么事?原来制台新近正法了一名亲兵小队。制台杀名兵丁,本不算得大不了的事情;况且那亲兵亦必有可杀之道,所以制台才拿他如此的严办。谁知这一杀,杀的地方不对:既不是在校场上杀的,亦不是在辕门外杀的,偏偏走到这位领事公馆旁边就拿他宰了。所以领事大不答应,前来问罪。当下见了面,领事气愤愤的把前言述了一遍,问制台为什么在他公馆旁边杀人,是个什么缘故。幸亏制台年纪虽老,阅历却很深,颇有随机应变的本领; 当下想了一想,说道:“贵领事不是来问我兄弟杀的那个亲兵?他本不是个好人,他原是‘拳匪’一党。那年北京‘拳匪’闹乱子,同贵国及各国为难,他都有分的。兄弟如今拿他查实在了,所以才拿他正法的。”领事道:“他既然通‘拳匪’,拿他正法亦不冤枉。但是何必一定要杀在我的公馆旁边呢?”制台想了一想,道:“有个原故:不如此,不足以震服人心。贵领事不晓得这‘拳匪’乃是扶清灭洋的,将来闹出点子事情来,一定先同各国人及贵国人为难,就是于贵领事亦有所不利。所以兄弟特地想出一条计来,拿这人杀在贵衙署旁边,好教他们同党瞧着或者有些怕惧。俗语说得好,叫做‘杀鸡骇猴’,拿鸡子宰了,那猴儿自然害怕。兄弟虽然只杀得一名亲兵,然而所有的‘拳匪’见了这个榜样,一定解散,将来自不敢再同贵领及贵国人为难了。”领事听他如此一番说话,不由得哈哈大笑,奖他有经济,办得好,随又闲谈了几句,告辞而去。
        制台送客回来,连要了几把手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说道:“我可被他骇得我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后,又把巡捕、号房统通叫上来,吩咐道:“我吃着饭,不准你们来打岔,原说的是中国人。至于外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半夜里我睡了觉,亦得喊醒了我,我决计不怪你们的。你们没瞧见刚才领事进来的神气,赛如马上就要同我翻脸的;若不是我这老手三言两语拿他降伏住,还不晓得闹点什么事情出来哩。还搁得住你们再替我得罪人吗!以后凡是洋人来拜,随到随请!记着!”巡捕、号房统通应了一声“是”。
        制台正要进去,只见淮安府又拿着手本来禀见,说有要紧公事面回;并有刚刚接到淮安来的电报,须得当面呈看。制台想了想,肚皮里说道:“一定仍旧是那两件事。但不知这个电报来,又出了点什么岔子?”本来是懒怠见他的;不过因内中牵涉了洋人,实在委决不下,只得吩咐说“请”。
        霎时淮安府进来,制台气吁吁的问道:“你老哥又来见我做什么?你说有什么电报,一定是那班不肖地方官又闹了点什么乱子,可是不是?”淮安府道:“回大帅的话:这个电报却是个喜信。”制台一听“喜信”二字,立刻气色舒展许多,忙问道:“什么喜信?”淮安府道:“卑府刚才蒙大人教训,卑府下去回到寓处,原想照着大人的吩咐,马上打个电报给清河县黄令;谁知他倒先有一个电报给卑府,说玻璃公司一事,外国人虽有此议,但是一时股分不齐,不会成功。现在那洋人接到外洋的电报,想先回本国一走,等到回来再议。”制台道:“很好!他这一去,至少一年半载。我们现在的事情,过一天是一天,但愿他一直耽误下去,不要在我手里他出难题目给我做,我就感激他了。那一椿呢?”
        淮安府道:“那一椿原是洋人的不是,不合到内地来包讨帐。”制台一听他说“洋人不是”, 口虽不言,心下却老大不以为然,说:“你有多大能耐,就敢排揎起洋人来!”于是又听他往下讲道:“地方上百姓动了公愤,一哄而起。究竟洋人势孤,……”制台听到这里,急的把桌子一拍道:“糟了!一定是把外国人打死了! 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担得起!前年为了‘拳匪’杀了多少官,你们还不害怕吗?”淮安府道:“回大帅的话:卑府的话还未说完。”制台道:“你快说!”淮安府道:“百姓虽然起了一个哄,并没有动手,那洋人自己就软下来了。”制台皱着眉头,又把头摇了两摇,说道:“你们欺负他单身人,他怕吃眼前亏,暂时服软,回去告诉了领事,或者进京告诉了公使,将来仍旧要找咱们倒蛋的。不妥!不妥!”淮安府道:“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晓得自己的错处,所以才肯服软的。”制台道:“何以见得?”淮安府道:“因为本地有两个出过洋的学生,是他俩听了不服,哄动了许多人,同洋人讲理;洋人说他不过,所以才服软的。”制台又摇头道:“更不妥!这些出洋回来的学生真不安分!于他毫不相干,就出来多事。地方官是昏蛋!难道就随他们吗?”淮安府道:“他俩不过找着洋人讲理,并没有滋事。虽然哄动了许多人跟着去看,并非他二人招来的。”制台道:“你老哥真不愧为民之父母!你总帮好了百姓,把自己百姓竟看得没有一个不好的,都是他们洋人不好。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班刁民!动不动聚众滋事,挟制官长!如今同洋人也是这样。若不趁早整顿整顿,将来有得缠不清楚哩!你且说那洋人服软之后怎么样?”淮安府道:“洋人被那两个学生一顿批驳,说他不该包讨帐,于条约大有违背;如今又逼死了人命;我们一定要到贵国领事那里去告的。”制台听了,点了点头道:“驳虽驳得有理,难道洋人怕他们告吗?——就是告了,外国领事岂有不帮自己人的道理。”淮安府道:“谁知就此三言两语,那洋人竟其顿口无言,反倒托他通事同那苦主讲说,欠的帐也不要了,还肯拿出几百银子来抚恤死者的家属,叫他们不要告罢。”制台道:“咦!这也奇了!我只晓得中国人出钱给外国人是出惯的,那里见过外国人出钱给中国人。这话恐怕不确罢?”淮安府道:“卑府不但接着电报是如此说,并有详信亦是刚才到的。”制台道:“奇怪!奇怪!他们肯服软认错, 已经是难得了;如今还肯抚恤银子,尤其难得。真正意想不到之事!我看很该应就此同他了结。你马上打个电报回去,叫他们赶紧收篷,千万不可再同他争论别的。所谓‘得风便转’。他们既肯陪话,又肯化钱,已是莫大的面子。我办交涉也办老了,从没有办到这个样子。如今虽然被他们争回这个脸来,然而我心上倒反害起怕来。我总恐怕地方上的百姓不知进退,再有什么话说,弄恼了那洋人,那可万万使不得!俗语说得好,叫做‘得意不可再往’。这个事可得责成你老哥身上。你老哥省里也不必耽搁了,赶紧连夜回去,第一弹压住百姓,还有那什么出洋回来的学生,千万不可再生事端;二则洋人走的时候,仍得好好的护送他出境。他一时为理所屈,不能拿我们怎样,终究是记恨在心的。拿他周旋好了,或者可以解释解释。我说的乃是金玉之言,外交秘诀。老哥,你千万不要当做耳旁风!你可晓得你们在那里得意,我正在这里提心吊胆呢!”淮安府只得连连答应了几声“是”。然后端茶送客。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处于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清王朝,政治窳败,社会黑暗,时局动荡,人心思变。这是一个动荡变革的时期。近代思潮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士大夫阶层,对混如泥沼的社会现实深恶痛绝,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义愤填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痛心疾首,有心“补天”而又苦于无药可救,于是就将小说作为改良社会,唤起国人的武器,向晚清王朝发起挑战。康有为特别强调了小说的作用,他说:“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梁启超更加直言不讳,他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清末谴责小说创作的动机与创作的目的作了切中肯綮的精辟论证,他指出:“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由此可知,谴责小说是晚清末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以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等人为代表的谴责小说作家,写出了大量的“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的谴责小说。李宝嘉创作的《官场现形记》就是诸多谴责小说中的佼佼者。
        作者李宝嘉。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曾以第一考取秀才,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腐朽的官僚统治极为不满,无意于功名,长辈为他花钱捐了官,他不赴任;后“尝被荐应经济特科,仍不赴;又曾为显者所劾,亦不惧,抨击时政如故,时以为高。”他在三十岁时赴上海,创办报纸,以之为喉舌,抨击时政,暴露弊端,藉以发聋振聩,唤起国人。《官场现形记》就是发表在《世界繁华报》的连载小说。
        鲁迅先生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说,《官场现形记》已成者六十回,为前半部,第三编印行时(1903)有自序,略谓“……‘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爰‘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也。”故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
        本文着重介绍的是《官场现形记》一书中的第五十三回,这一回的题目是: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这一回除了对封建官僚尹子崇依仗其岳父徐大军机的权势,同其小舅爷与和尚狼狈为奸,瞒天过海,丧心病狂地将安徽一省的矿产卖给了洋人,从中大捞一把,后因“擅卖矿产”被查办,押解进京的经过做了交待外,主要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洋务中出色的能员”毛维新;一个是职高位尊,“无论见了什么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就乱逞淫威,而一见洋人,就“大惊失色”,“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的江南制台文明。
        《官场现形记》这部小说,是将多数短篇联缀而成的长篇,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若要在不长的篇幅内,将人物写深、写透、写活,就必须抓住重点,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最能突出人物性格的材料加以润色渲染,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讲的“以少总多”,“以重明轻”的原则。我们常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道德水准,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本质以及其所代表集团、阶级,阶层的本质。文学作品是要通过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反映生活。因而,作品中只有人物形象生动、真实,作品才有感染力,有生命力,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显示了深厚的功力。作者对于清末社会的黑暗,官场中的腐败和官僚们的灵魂的污浊龌龊,洞若观火,并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抓住其表象,透过表象,揭露其本质,使他们的丑恶形象和肮脏的灵魂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毫不留情的暴露,将作者的满腔激愤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读者,引起共鸣,同时也加深了读者对清末社会现实黑暗和作品内涵的了解和把握。
        毛维新是个靠“单捡了道光二十二年‘江宁条约’抄了一遍,总共不过四五张书,就此埋头用起功来,一念念了好几天,居然可以背诵得出”而混迹于官场的投机分子,更兼他有一张信口雌黄的伶牙俐齿,说黑道白,竟提出了“我们在江宁做官,正应该晓得江宁的条约。至于什么‘天津条约’,‘烟台条约’,且等我兄弟将来改省到那里,或是咨调过去,再去留心不迟。”这种荒谬乖伦的见解,出自一位政府“能员”之口,真叫人啼笑皆非。作者用语寥寥,就将这位“洋务中出色的能员”的庐山真面目来了个彻底的大暴露。作者并不就此作罢,笔锋一转,一笔宕开,写道:“却不料这毛维新反于此大享其名,竟有两位道台在制台前很替他吹嘘说:‘毛令不但很熟悉洋务,连着各国通商条约都背诵得出的,实为牧令不可多得之员。’”更为可笑的是,这位官居显要的制台恰恰又“少年少读了几句书,胸中一点学问没有”,却偏偏又“酷慕维新”,是个沽名钓誉之徒。试想,这样一位不学无术的长官,当然不可能以其昏昏,令人昭昭了,于是乎将毛维新“问了几句话,亏他东扯西拉,居然没有露出马脚,就此委了洋务局的差使”。简直象一场滑稽的闹剧,官员的升擢任用如同儿戏一般。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只有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丑才变成了滑稽。”
        仅此尚不足以表现“外务能员”毛维新的形象,其在官场得以平步青云的另一个关键,是他牢牢地抓住制台“酷慕维新”的嗜好,以伶俐的口舌吹捧阿谀,博取上司的欢心。这方面,作品作了惟肖惟妙的描绘:他先从“省城里开了一爿大菜馆,三大宪都在那里请过客”来恭维制台的维新政迹,谁知制台并不买帐,反说:“上海洋务局、省里洋务局,我请洋人吃饭也请过不止一次了,那回不是好几千块钱!”“我兄弟虽亦是富贵出身,然而并非纨绔一流,所谓稼穑之艰难,尚还略知一二。”制台的不悦,使善于观风的毛维新迅即转舵,“连忙恭维道:‘这正是大帅关心民瘼,才能想得如此周到。’”真是会者不难,一句话就化险为夷,解除了窘境。毛公的能言善辩,确实有独到的功夫。接着,作者大笔一挥,又使毛维新做了更加充分的表演:毛维新又从安庆府知府和抚标参将的儿子剃辫子出洋留学谈起,洋洋洒洒,从剃辫子的仪式,说到剃辫子的经过,转弯抹角地说到自己指点他们剪成了“和外国人一样”的洋头。当然仅此不足以博取制台大人的欢心,毛公深谙此中奥妙,巧取中丞的夸奖来逢迎制台“酷慕维新”之嗜好:“第二天卑职上院里见了那边中丞,很蒙奖励,说:‘到底你们江南无辫子游学的人多,这都是制宪的提倡,我们这里还差着远哩。’”毛维新这巧妙的阿谀,无耻的吹捧果然一箭中的,“文制台听了别人说他提倡学务,心上非凡高兴。”
        作者在塑造毛维新这个形象时,除了尽量表现其言谈举止以及心理活动之外,还通过对与其相关的人、事的穿插描写,加以烘托渲染,用侧面描写来弥补正面描写之不足。就象金圣叹所讲的那样:“夫亦尝观于烘云托月之法乎?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对制台、道台诸公的描写,都是描“云”,与对毛公的描写交相辉映,使毛维新这一形象具有更深更广的内涵,更加丰满生动。
        职高位尊,淫威煊赫,但一见洋人就胆战心惊、低三下四的江南制台文明,是本回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作者在塑造其形象时,变换了手法,大量采用夸张、对比手法,“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
        这位文明制台,除了上文提到的心无点墨,却“酷慕维新”外,“本是个有脾气的,无论见了什么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不论你是实缺藩台,他见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顶子给人碰,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至于在他手下当差的人甚多,巡捕、戈什,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越发不必问了。”而对洋人,则又换了另一付嘴脸和声口,当淮安知府报告洋人讨帐逼死人命时,这位刺台青红皂白先不问,抢着替洋人辩解:“外国人顶讲情理,决不会凭空诈人的。”后来知府讲到洋人理屈,已经认错赔银时,他又赶忙嘱咐知府:“……我总怕地方上的百姓不知进退,再有什么话说,弄恼了那洋人,那可万万使不得!……你老哥……赶紧连夜回去,第一弹压住百姓,还有那什么出洋回来的学生,千万不可再生事端;二则洋人走的时候,仍得好好的护送他出境……”文制台的这种内外有别,是其狗肺狼心的大暴露。话语不多,却将一个媚洋惧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甘作洋奴的清廷大员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更为传神之笔,是对文制台吃饭会客一段的描绘。原来文制台一到任时就立下了森严的规矩,吃饭时一律不见客。可巧一次他正吃饭时,洋人来见,巡捕拿了名帖,进也不是,退又不敢,“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来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
        这一段中,没有任何人物容貌形象的刻画,只是从人物语言和动作上着力,来突现人物性格。文制台对下属凶狠暴戾,动辄拳脚相加,对巡捕的第一番耳刮和脚踢,是恼其破坏了规矩而渲泄淫威;第二次的耳刮和脚踢,则是嫌其报告太迟,让洋人久等,骇怕洋人怪罪而发泄的不满。尽管前后两番行动毫无二致,但其指导思想却是大相径庭的,一前一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何等自相矛盾。对比又是何等鲜明强烈。作者通过对人物本身自相矛盾的行动和语言的描绘,将文制台暴虐恣肆的气焰和惧外媚外的怯懦这两种截然相反、极不谐调的性格,谐调地集于其一身,突出了人物的荒唐和滑稽,对其做了彻底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读来酣畅淋漓,快人朵颐。作者在运用鲁迅先生所讲的“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的手法,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在《官场现形记》中,封建的官吏是集尽了人间丑恶肮脏的一群。毛维新、文明仅是这一群中的两个,但从他们的身上,亦可领略到封建官场中的黑暗、没落、污浊、龌龊之一斑。
        当然,无庸讳言,作者在刻画人物等方面也并非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确实存在着“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缺乏“含蓄蕴酿”的毛病。由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叙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