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氏女
万历间倭寇之乱,缘日本国王正妃卒,王思中华女子艳丽,遣将入寇。沿海掳掠,至盐官州,猝不及备,官吏弃城逃窜。
有查氏女者,年已及瓜,慧中秀外,久失恃。闻寇至,诸父兄同众奔避。曰:“女儿足弱,不能追随。途中虑有牵顾,俱罹于祸。莫若女自为计,决不贻羞,恐亦不致遽死也。”寇急,父兄迫之,坚持不行,父兄泣舍而去。女平日阅《本草》,见有药名闹杨花者,服之即死,周时可醒。预已市得,遂密缝上下衣,研药为末以俟。
闻寇入城,遽吞之毙。倭入室,见女颜色如生,抚之温软,冀可救活;且容貌倾城,不忍舍去,负之入舟。逾时而苏,见身卧海舶,诸女环泣。细询之,知同被难者。女慰之曰:“毋徒怖恐,能从吾谋,似可脱难。”诸女密商之,女授以计。缘倭将为王觅妃,故无敢犯诸女。
及舟抵日本,俟将见美女无恙,欢欣鼓舞,以献国王。王见查氏女,遂其欲。命通事告以册立正妃之意,女曰:“我中华人,愿与中华女子为伍。王若能尽出本国宫女,而以同来诸女为宫人,则唯王所命。”王以其娇弱女子,何能为,喜允之。命扶入宫,开合欢宴。女同诸女酌酒劝王,密以前药入酒。王遽吞之,不觉眩晕。意谓醉矣,拥女入大内,欲褫其衣,正支吾间,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女搜得兵符,唤诸女同出外廷,传通事喻倭将曰:“王问悉我家有径寸珠,能定飓风,命我去取,作镇国之宝。尔诸将速备巨舟偕往。”倭将验兵符,信之。遣一旅同诸女扬帆西归。
次日,王不视朝,王弟潜入大内探之,见王僵卧于寝,弑之自立。世子怒,各兴其党,互相攻击,其国大乱,故无追者。
女至盐官城下,已有警备。命通事唤城上长官,女告以故。官狐疑未决,女即回,先以酒肉犒倭将等曰:“尔等其各饱餐以待。”众皆乐,醉饱而倒,报官骈戮之,以众女归。官不废一矢而得倭将首级,遂报大捷,旌查女之门, 而各官晋秩有差。
明代倭寇滋扰严重,边民屡蒙灾难。每逢贼寇沿海掳掠时,守备官吏或“弃城逃窜”,或自保性命,或勾搭成奸,使百姓惨遭无辜,以致怨声四起,朝野震惊。万历间倭患日甚,而官不护民的无耻之徒亦多。人民终于忍无可忍,自己奋起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其间每有以智慧和勇敢克敌制胜的中华女子,虽少见于经史列传,倒常在说部笔记中留下她们的英姿倩影。清人吴炽昌所撰《查氏女》(选自《客窗闲话》卷一)即是此类笔记中的名篇。
小说记述了名为查氏女者,不幸逢倭患被掳往日本国。虽大难当头,身陷险境,却能临危不惧,并连连巧施机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贞洁,而且还带领被掠的中华女子一起跨海逃回,更以“不废一矢而斩得”一旅倭贼“首级”,立下了赫赫奇功。故事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查氏女的胆识、奇智、机警与果敢,充分显示出中华巾帼的英武气概,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作者从“海患”这个极为敏感的侧面着笔,无情地揭露了时政的黑暗,抨击了吏治的腐败,赞扬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子。故事的题材新颖,情节曲折,主旨深邃,文笔优美而精巧。
全文结撰以查氏女罹祸、设计、脱难、立功的整个过程为线索,脉络清晰、结构紧凑,使故事首尾完整。小说集中描写了查氏女性格的主要特征:临危不惧,以智巧取胜。故事紧紧抓住女主人公的善谋果敢。全篇安排了四个环节:倭寇即将扰城,查氏女因“足弱”,恐逃难途中“虑有牵顾”,担心父兄与己“俱罹于祸”,决定“莫若自为计”以保己贞洁和性命,正点明了故事的起因。开篇即起波折,让主人公面对危难,令阅读者也焦虑不安;困顿“海舶”是第二个环节。查氏女已身陷绝境,更不知海路尽头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危难中反而异常地镇静,与诸受难女子“密商”“授计”于茫茫海上;第三个环节是写查氏女的果敢的行动。以药入酒,借其力使“王瞠目流涎而倒”,夺得日本国王“兵符”,进而赚调巨舟“遣一旅同诸女扬帆西归”;归城之后为第四个环节,查氏女“先以酒肉犒倭将”,等到众“醉饱而倒”,又“报官骈戮之”。至此,始大功告成。故事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读来饶有兴味。情节的展开,颇有层次,且彼此关连,丝丝入扣,险象环生又引人入胜,充分显示出作者驾驭题材和构撰全文的功力。
作者对主人公查氏女的刻画审缜入微。四个环节的安排并不秋色平分,而是浓淡有致。开篇写大难临头是重墨,写功成归来犹是着意下笔。小说情节曲折,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遭遇却在跌宕回旋的故事情节里得到展现与揭示。开篇一段,作者行文细腻:女曰:“女儿足弱”,恐“俱罹于祸”,遂“坚持不行”。在“父兄泣舍而去”之后她采取的行动,每一步都颇见心计:“遂密缝上下衣,研药为末以俟”,又“闻寇入城,遽吞之毙”。这一连串的步骤无疑都是说出“自以为计”时所拟定的。此药既可保贞洁,又可保性命。临危不乱,胸有成竹,查氏女真可谓奇女子。此时再看“慧中秀外”(唯一涉及查氏女机智的介绍)的描写,果然已是初露锋芒。从查氏女说明自己“坚持不行”的原因里,可以体味出她不愿坐以待毙(“俱罹于祸”无异于此)要奋起反抗的决心。至于“决不贻羞,恐亦不致遽死也”,则表明她早已深思熟虑,并相信自己定能成功。“久失恃”三字紧随其后,作者意在对查氏女不幸身世作补充,又何尝不是指其聪慧亦早成的注脚。古代的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好,家母早亡,等于失去了大半依靠,虽有父兄姐妹相依伴,终须靠自己的格外用心。小说里查氏女的家境虽未介绍,但主人公一出场已显出性格与气质上的与众不同,这就为后文的临危不惧预先伏下基础。故事的细小处尚且如此经意,作者的匠心所在可见了。
小说的独特还在于对“药”的巧借运用。此物“名闹杨花”,有奇效,“服之即死,周时可醒”。据考,闹羊(小说作“杨”)花者,别名黄杜鹃、黄喇叭花、一杯倒。其性辛温,有大毒。具祛风、除湿、镇痛之功用。医学上常用于手术麻醉。凡“本草”类专著中每将其列为慎用之品。而查氏女“平日阅本草”既已知其名,更知其用,何况早就“预已市得”,备为急用了。可见查氏女不仅见多识广,亲用此药亦存心已久。如今大难临头,反分外冷静。除认真准备之外,一直在细心观察,寄希望于“闹羊花”的奇效,以便骗过倭寇,保全自己。“药”在此成了关键的物品。不幸偏逢“缘日本国王正妃卒”,“缘寇将为王觅妃”,查氏女一时仍未能逃脱被劫掠日本的灾难。行文中作者笔触很细巧,先详写用药前的细心准备;继写服药时的选择时机;甚至在日本国王的宫宴上,仍“密以前药入酒”,使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遂有“搜得兵符”节信赚取巨舟回归之举;直到归来之后,诱以“酒肉犒倭将”,依旧如法炮制“纳以前药”,终于“不废一矢而得倭首级”,“遂报大捷”。药,每在紧急时刻,关键之处都出现了,并一次次地被查氏女巧加利用,变成了保护自己歼灭倭贼的神奇而有力的武器,药之奇效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含义。从故事的第二个环节起,药的奇效神功已从保自身贞洁和个人的性命拓展生发了。这或许是查氏女始所未料的。“药”之奇效的变化,也就是查氏女一系列行动中智勇与果敢日愈鲜明与丰满的实现。而这正是人物性格特征的闪光之处:从救用自身的“药”,到抗击倭患的神奇之物。作者极善于从小物品开始,似乎漫不经心,信笔拈来。实际上,“闹羊花”已经同查氏女融为一体为读者所称道了。“药”在小说中的屡屡出现,不仅是故事发展所必需,更成为不可或缺的勾勒全篇的关节。著作者的精心选择和构筑全文的独具慧眼,可谓别出心裁。
作者吴芗厈在其《客窗闲话·自序》中曾说:“彼作稗官野史者,拉拉杂杂,不过逞一时之兴,而足以动人之耳者,何也?其命意新而措词浅,智愚之所共见也。”作者的查氏女之智勇对比于官吏们的“弃城逃窜”,更对比于各官贪冒大捷之功,“遂报”占为己有,朝庭更是不作调查,使“各官晋秩有差”,真可谓“奇伟者女,无耻者官”,作者的憎爱盈溢于笔端而处处可见。难怪《客窗闲话》至今尚有校点刊行者,抑或是“智愚”、“伟耻”、官民的对比鲜明所致。
有查氏女者,年已及瓜,慧中秀外,久失恃。闻寇至,诸父兄同众奔避。曰:“女儿足弱,不能追随。途中虑有牵顾,俱罹于祸。莫若女自为计,决不贻羞,恐亦不致遽死也。”寇急,父兄迫之,坚持不行,父兄泣舍而去。女平日阅《本草》,见有药名闹杨花者,服之即死,周时可醒。预已市得,遂密缝上下衣,研药为末以俟。
闻寇入城,遽吞之毙。倭入室,见女颜色如生,抚之温软,冀可救活;且容貌倾城,不忍舍去,负之入舟。逾时而苏,见身卧海舶,诸女环泣。细询之,知同被难者。女慰之曰:“毋徒怖恐,能从吾谋,似可脱难。”诸女密商之,女授以计。缘倭将为王觅妃,故无敢犯诸女。
及舟抵日本,俟将见美女无恙,欢欣鼓舞,以献国王。王见查氏女,遂其欲。命通事告以册立正妃之意,女曰:“我中华人,愿与中华女子为伍。王若能尽出本国宫女,而以同来诸女为宫人,则唯王所命。”王以其娇弱女子,何能为,喜允之。命扶入宫,开合欢宴。女同诸女酌酒劝王,密以前药入酒。王遽吞之,不觉眩晕。意谓醉矣,拥女入大内,欲褫其衣,正支吾间,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女搜得兵符,唤诸女同出外廷,传通事喻倭将曰:“王问悉我家有径寸珠,能定飓风,命我去取,作镇国之宝。尔诸将速备巨舟偕往。”倭将验兵符,信之。遣一旅同诸女扬帆西归。
次日,王不视朝,王弟潜入大内探之,见王僵卧于寝,弑之自立。世子怒,各兴其党,互相攻击,其国大乱,故无追者。
女至盐官城下,已有警备。命通事唤城上长官,女告以故。官狐疑未决,女即回,先以酒肉犒倭将等曰:“尔等其各饱餐以待。”众皆乐,醉饱而倒,报官骈戮之,以众女归。官不废一矢而得倭将首级,遂报大捷,旌查女之门, 而各官晋秩有差。
明代倭寇滋扰严重,边民屡蒙灾难。每逢贼寇沿海掳掠时,守备官吏或“弃城逃窜”,或自保性命,或勾搭成奸,使百姓惨遭无辜,以致怨声四起,朝野震惊。万历间倭患日甚,而官不护民的无耻之徒亦多。人民终于忍无可忍,自己奋起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其间每有以智慧和勇敢克敌制胜的中华女子,虽少见于经史列传,倒常在说部笔记中留下她们的英姿倩影。清人吴炽昌所撰《查氏女》(选自《客窗闲话》卷一)即是此类笔记中的名篇。
小说记述了名为查氏女者,不幸逢倭患被掳往日本国。虽大难当头,身陷险境,却能临危不惧,并连连巧施机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贞洁,而且还带领被掠的中华女子一起跨海逃回,更以“不废一矢而斩得”一旅倭贼“首级”,立下了赫赫奇功。故事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查氏女的胆识、奇智、机警与果敢,充分显示出中华巾帼的英武气概,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作者从“海患”这个极为敏感的侧面着笔,无情地揭露了时政的黑暗,抨击了吏治的腐败,赞扬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子。故事的题材新颖,情节曲折,主旨深邃,文笔优美而精巧。
全文结撰以查氏女罹祸、设计、脱难、立功的整个过程为线索,脉络清晰、结构紧凑,使故事首尾完整。小说集中描写了查氏女性格的主要特征:临危不惧,以智巧取胜。故事紧紧抓住女主人公的善谋果敢。全篇安排了四个环节:倭寇即将扰城,查氏女因“足弱”,恐逃难途中“虑有牵顾”,担心父兄与己“俱罹于祸”,决定“莫若自为计”以保己贞洁和性命,正点明了故事的起因。开篇即起波折,让主人公面对危难,令阅读者也焦虑不安;困顿“海舶”是第二个环节。查氏女已身陷绝境,更不知海路尽头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危难中反而异常地镇静,与诸受难女子“密商”“授计”于茫茫海上;第三个环节是写查氏女的果敢的行动。以药入酒,借其力使“王瞠目流涎而倒”,夺得日本国王“兵符”,进而赚调巨舟“遣一旅同诸女扬帆西归”;归城之后为第四个环节,查氏女“先以酒肉犒倭将”,等到众“醉饱而倒”,又“报官骈戮之”。至此,始大功告成。故事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读来饶有兴味。情节的展开,颇有层次,且彼此关连,丝丝入扣,险象环生又引人入胜,充分显示出作者驾驭题材和构撰全文的功力。
作者对主人公查氏女的刻画审缜入微。四个环节的安排并不秋色平分,而是浓淡有致。开篇写大难临头是重墨,写功成归来犹是着意下笔。小说情节曲折,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遭遇却在跌宕回旋的故事情节里得到展现与揭示。开篇一段,作者行文细腻:女曰:“女儿足弱”,恐“俱罹于祸”,遂“坚持不行”。在“父兄泣舍而去”之后她采取的行动,每一步都颇见心计:“遂密缝上下衣,研药为末以俟”,又“闻寇入城,遽吞之毙”。这一连串的步骤无疑都是说出“自以为计”时所拟定的。此药既可保贞洁,又可保性命。临危不乱,胸有成竹,查氏女真可谓奇女子。此时再看“慧中秀外”(唯一涉及查氏女机智的介绍)的描写,果然已是初露锋芒。从查氏女说明自己“坚持不行”的原因里,可以体味出她不愿坐以待毙(“俱罹于祸”无异于此)要奋起反抗的决心。至于“决不贻羞,恐亦不致遽死也”,则表明她早已深思熟虑,并相信自己定能成功。“久失恃”三字紧随其后,作者意在对查氏女不幸身世作补充,又何尝不是指其聪慧亦早成的注脚。古代的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好,家母早亡,等于失去了大半依靠,虽有父兄姐妹相依伴,终须靠自己的格外用心。小说里查氏女的家境虽未介绍,但主人公一出场已显出性格与气质上的与众不同,这就为后文的临危不惧预先伏下基础。故事的细小处尚且如此经意,作者的匠心所在可见了。
小说的独特还在于对“药”的巧借运用。此物“名闹杨花”,有奇效,“服之即死,周时可醒”。据考,闹羊(小说作“杨”)花者,别名黄杜鹃、黄喇叭花、一杯倒。其性辛温,有大毒。具祛风、除湿、镇痛之功用。医学上常用于手术麻醉。凡“本草”类专著中每将其列为慎用之品。而查氏女“平日阅本草”既已知其名,更知其用,何况早就“预已市得”,备为急用了。可见查氏女不仅见多识广,亲用此药亦存心已久。如今大难临头,反分外冷静。除认真准备之外,一直在细心观察,寄希望于“闹羊花”的奇效,以便骗过倭寇,保全自己。“药”在此成了关键的物品。不幸偏逢“缘日本国王正妃卒”,“缘寇将为王觅妃”,查氏女一时仍未能逃脱被劫掠日本的灾难。行文中作者笔触很细巧,先详写用药前的细心准备;继写服药时的选择时机;甚至在日本国王的宫宴上,仍“密以前药入酒”,使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遂有“搜得兵符”节信赚取巨舟回归之举;直到归来之后,诱以“酒肉犒倭将”,依旧如法炮制“纳以前药”,终于“不废一矢而得倭首级”,“遂报大捷”。药,每在紧急时刻,关键之处都出现了,并一次次地被查氏女巧加利用,变成了保护自己歼灭倭贼的神奇而有力的武器,药之奇效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含义。从故事的第二个环节起,药的奇效神功已从保自身贞洁和个人的性命拓展生发了。这或许是查氏女始所未料的。“药”之奇效的变化,也就是查氏女一系列行动中智勇与果敢日愈鲜明与丰满的实现。而这正是人物性格特征的闪光之处:从救用自身的“药”,到抗击倭患的神奇之物。作者极善于从小物品开始,似乎漫不经心,信笔拈来。实际上,“闹羊花”已经同查氏女融为一体为读者所称道了。“药”在小说中的屡屡出现,不仅是故事发展所必需,更成为不可或缺的勾勒全篇的关节。著作者的精心选择和构筑全文的独具慧眼,可谓别出心裁。
作者吴芗厈在其《客窗闲话·自序》中曾说:“彼作稗官野史者,拉拉杂杂,不过逞一时之兴,而足以动人之耳者,何也?其命意新而措词浅,智愚之所共见也。”作者的查氏女之智勇对比于官吏们的“弃城逃窜”,更对比于各官贪冒大捷之功,“遂报”占为己有,朝庭更是不作调查,使“各官晋秩有差”,真可谓“奇伟者女,无耻者官”,作者的憎爱盈溢于笔端而处处可见。难怪《客窗闲话》至今尚有校点刊行者,抑或是“智愚”、“伟耻”、官民的对比鲜明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