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又七夕郡斋开宴,座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亡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在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其后朱晦庵以庾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耶?”蕊答云:“身虽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籍。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蕊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宋代大儒、道学家朱熹气量狭窄,心怀怨愤,挟嫌报复,欲置台州知府唐与正于死地而奏告之。在封建大吏们的权力角逐中,无意间却成就了一位名不见经传,没有人身自由,被剥夺了尊严的营妓严蕊的千古芳名。朱熹自己的人品也随着严蕊的芳名的流传,被世代的人们品评着。
        据《宋史·王淮传》记载,左丞相王淮“素善仲友(唐与正),不喜熹”,与吏部尚书郑丙等“相与协力攻道学”,斥责道学“假名济伪”。又《宋史·郑丙传》:“浙东提举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大概小说中“指其尝与蕊为滥”即是此事,可见小说所记是有一定根据的。
        小说通过朱熹“欲摭与正之罪”,劾奏唐与正曾与营妓严蕊“为滥”,严蕊系狱临威不屈,而终于获释的故事,表明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与鲜明的是非观念。作者显然是站在同情与歌颂严蕊的立场上的。小说的情节简单,矛盾单一。在谋篇布局、选择素材等方面,作者取舍有方,详略得当。他舍弃了朱熹、唐与正之间矛盾原因的叙述,仅用一句话说明严蕊被系于狱的背景。而用酣畅淋漓的笔墨,生动细微地描写了严蕊在狱中的灾难和斗争。从而使主人公的形象鲜明而突出。她“系狱月余”“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在“不免受杖”,“再痛杖之”,“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的严酷情况下,她始终不屈,其词甚坚。至使有司“久不得其情”而无法结案。当狱吏“好言诱之”招供时,严蕊义正辞严:“身为贱妓,科亦不致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词旦旦,掷地有声。严蕊在无人身自由,被剥夺、被污辱、被损害的封建主义的桎梏下,以个人的反抗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难怪其“声价愈腾”,就连皇帝都听说了此事。严蕊形象的塑造,使作品放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辉。
        直录完整的诗词歌赋于小说之中,这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手法之一。这绝非等闲之笔,同样起到了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的作用。作品中录了三首诗词,不但表现了严蕊的“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的才思敏捷的文采,而且也为她“色艺冠一时”作了很好的注脚。每一首词都表现了严蕊细腻而昂扬的情思,成为其人品和性情的写照。且看其词:“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对于世外桃源的向往正表现了她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对不为五斗米折腰,鄙视权贵,耿介不阿的高士陶渊明的作品信手拈来,巧加点染,可见陶渊明对女主人公的熏陶是何等刻骨铭心。这为她后来的辨识真伪,傲岸不屈,作了情节的铺垫和情绪的准备。伏笔巧妙,不易觉察。《鹊桥仙》中“人间刚道隔年期,在天上方才隔夜”之句,则通过七夕的抒情,表现了严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透过字里行间,也感受到词作者的哀怨与心灵深处的躁动。当奉命作词自陈时,她满怀悲切,一往情深:“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绝非自甘沦落,耽于风尘,而自有纯真品性与美好向往。这为刻画人物的性格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小说笔调委婉,感情色彩浓郁,不象有的笔记小说那样,叙述冷静,笔法峻峭。通篇充盈着作者对故事主人公的褒扬之情。特别是三首诗词的运用,清丽婉约的风格,更加强了作品的抒情意味。“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主人公滔滔的悲愤和哀怨撞击着读者心头,似听到她的高声控诉,似看到她憔悴的面庞里透出的刚毅不屈的神色。
        作品的最后:“《夷坚志》亦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寥寥数语,初看似冷峻,却道出了作者对《夷坚志》“不能详”的遗憾。表明了作者此篇正是为了对严蕊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而他对朱熹的态度也自在不言之中了。
        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根据这个故事写成白话小说,收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回目是《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褒贬明显,表明了后人对这位“侠女”的赞扬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