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椅,字子远,号涧谷,庐陵产也。少年以诗名,高自标置。尝以诗投后村,有“华裾客子袖文过”之句,知其为巨富家子也。壮年留意功名,借径勇爵,捐金结客,驰名江湖。时方尚程朱之学,于是尽弃旧习而学焉。然性理之学,必须有所授,然后名家,于是尊饶双峰为师。时四方从之者数百,类多不能文之人。子远天资素高,又济之以性理之学,竟为饶氏高弟,其实欲盖陶、猗之名也。未几以李之格荐,登贾师宪之门。久之, 贾恶其不情,心薄之。时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贾往维扬,依赵月山。遂青鞋破褙,蓬头垢面,俨然一贫儒也。月山得其衔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宾主极相得。未几,师宪移维扬,月山仍参阃幕。一日话间,云:“儿辈近得一师,善教导,盖庐陵罗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贫可念也。”师宪先廉知为子远,绐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极难得,愿见其人。”月山遂拉子远出见,师宪为之绝倒。月山茫然, 问所以。师宪曰:“此江西罗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辈。执事高明,乃为所欺耶?”月山甚惭。子远知踪迹已露,遂告别而去。既而登丙辰第, 以秉义郎换文林,为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闻其来,先怀轻侮之意。及至,首讲《中庸》,亹亹可听,诸生乃无语。及宰赣之信丰,登畿为提辖榷货务。贾师宪既知其平生素诡诈,不然之,久而不迁。至度宗升遐,失于入临,于是台评论罢而去。饶双峰者,番阳人, 自诡为黄勉斋门人,于晦庵为嫡孙行。同时又有新淦董敬庵、韩秋岩,皆为双峰门人,子远与之极相得,互相称道。及世变后,道学既扫地,董、韩再及门,则子远不复纳之矣。董、韩亦行怪者,俱不娶。双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缟素背负木主。每夕,旅邸辄设位,奉木主哭临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抚州,黄东发震,时为守,津吏报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异,不知何人。”东发闻之,即往迎之,亦制服于郡厅设位,三人会哭,俱称先师之丧。及自石洞回,东发聘董为临汝堂长,书币极厚。留韩郡斋。盖一时道学之怪,往往至此。时人有言云:“道学先牌人欲行。”董敬庵,淦之浮薄者,乡人呼为董苟庵。韩自诡为魏公之裔,僻居蔀屋,而榜帖则必称本府。常语朋友云:“先忠献王勋德在国史,先师文公精神在《四书》,诸贤不必对老夫说功名,说学问。”以此往往为后生辈所讥云。
        周密是宋末元初的爱国词人、学者。南宋灭亡时,周密正寓居杭州癸辛街,著书以寄愤,《癸辛杂识》因以得名。该书分前、后、续、别四集,凡四百八十一条。记述的内容相当广泛,是宋代同类笔记中卷帙较多的一部。
        本篇选自《癸辛杂识》续集。作者绘声绘色地塑造了罗椅一类“道学君子”们的群像。他们“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忍凄凉”,假道学之名,求爵禄之实。作品以辛辣的笔调把这类人物沽名钓誉的虚伪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罗椅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尽管道学家是作者揭露讽刺的对象,但他绝不简单地否定或作廉价的说教,而是浓墨重彩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描摹罗椅的形象,使其在读者面前逐渐清晰、立体地凸现出来。让读者在道学家们生动具体的行动中去体味他们的虚妄和荒谬,从而受到影响和感染。
        道学家并非酒囊饭袋。罗椅“少年以诗名”,他“天资素高,又济之以性理之学,竟为饶氏高弟。”他也曾“登丙辰第,以秉义郎换文林,为江陵教,又改潭教。”他“首讲《中庸》,亹亹可听”。如果是胸无点墨之徒,一味欺世盗名,便无由得逞,正因他们尚有些“资本”,所以更具欺骗性。然而罗椅做学问是要“留意功名”,为“名”,他不惜奔走钻营“借经勇爵,捐金结客。”当程朱理学大兴,为“名”,他“尽弃旧习而学焉”。因为“必须有所授,然后名家,于是尊饶双峰为师。”由此可知他是个贪图功名而不择手段的人。当他终于被荐到权相贾似道门下时,贾似道看不上他,而“心薄之”,他也就借元兵渡淮入侵——“庚申透渡之事”,贾似道将兵逃窜的机会,离开了贾似道。原本是富甲一方之子,却装扮得“青鞋破褙,蓬头垢面,俨然一穷儒“又投奔到贾似道僚属的门下,希图有所进。阴谋被贾似道揭穿,只得告别而去。以此看来,他是个寡廉鲜耻的人;他凭文才考中进士,“登丙辰第”。当教官,学生们听说他来,“先怀轻侮之意”,他却能不以为意,仍“首讲《中庸》”致使“诸生乃无语”。少年时以诗名便“高自标置”,这时他终于靠钻营当上了京城地区的税务官。以此观之,他是个狂傲自大,猥琐低贱的人;当道学大兴时,罗椅与同为双峰门人的董敬庵、韩秋岩“极相得”。而当“道学既扫地”之后,董、韩再“及门”他竟然能闭门“不复纳矣”。分明是个背弃朋友,无情无义的人;终于他因皇帝丧事有失礼仪而被罢黜。至此,罗椅作为道学家的典型,其丑恶虚伪被作者一层一层剥得体无完肤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象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剖开道学家华丽的外表,把扩散在他们五脏六腑中的毒瘤展示给读者。
        多侧面的描写并不限于对罗椅这一个体的塑造,还表现在对于“道学家”群体的塑造上。如果说罗椅是被解剖开来,使人洞见道学家心肝五脏的个体的话,那么对饶双峰、董敬庵、韩秋岩、黄震等人的描写,则是显微镜下对道学家群体的几个细胞的放大。
        饶双峰为了自我标榜,攀龙附凤,“自诡为黄勉斋门人”,黄是朱熹的弟子和女婿,这样论起来,自己“于晦庵(朱熹)为嫡孙行。”董、韩二人行为更怪。饶死,二人背着他的木头牌位,每到一处旅店便设位而哭。黄震时为抚州守,“闻之,即往迎之”,“于郡厅设位,三人会哭”,之后,董被聘为“临汝堂长”,薪水“极厚”,韩也被留郡斋。相互标榜,相互照应,一群狗苟蝇营之徒。对韩的描写令人捧腹,他“自诡为魏公之裔”,这且不说,明明“僻居蔀屋”。可在名帖上却要称“本府”。故意把与自己不相干的忠南王和朱熹拉作自己的祖先和“先师”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明明趋名趋利之徒,却假装清高说“诸贤不必对老夫说功名,说学问。”仅一句话,便写尽了道学家的虚伪。
        多侧面的描写,加深了读者对道学家的认识,象多棱镜分析出七彩光谱一样,把他们的种种丑行和盘托出,作品从头至尾没有作者的评论,仅在最后借“乡人”之口,对道学君子们表示了鄙夷,“董敬庵,淦之浮薄者,乡人呼为董苟庵”,韩秋岩“往往为后生辈所讥”。读至此,作者的态度昭然,读者的认识也逐渐与作者趋于一致。
        通篇采用散文结构,并不以一人一事贯穿始终,而是在揭露道学虚伪的主旨下,写人记事, 自由挥洒,全不受小说形式的限制。行文生动活泼,或叙述,或形容,或记述语言,或描摹外貌,无不维妙维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