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吟诗有讥讪,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台差官追取。是时李定为中书丞,对人太息,以为人才难得,求一可使逮轼者,少有加意。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台卒,倍道疾驰。驸马都尉王诜,与子瞻游厚,密遣人报苏辙。辙时为南京幕官,乃亟走价往湖州报轼;而僎行如飞,不可及。至润州,适以子病求医,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轼在告,祖无颇权州事。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服, 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无颇与职官,皆小帻列轼后。二卒怀台牒柱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语,人心益疑惧。轼曰:“轼自来殛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无颇乃前曰:“太傅必有被受文字。”僎问谁何。无颇曰:“无颇是权州。”僎乃以台牒授之。及开视之,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僎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此事无颇目击也。
        本篇选自《孔氏谈苑》。《四库全书》著录此书作四卷,有《艺海珠尘》本传世。
        本篇所记述的是北宋一次文字狱的故事,主角不是即将被捕问罪的湖州太守苏东坡,而是奉命前来捉捕的太常博士皇甫僎。苏轼以吟诗下吏确有其事,据《宋史·苏轼传》载,宋神宗元丰初年,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太守,上表谢恩,文中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即被一些人深文周纳成“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被挟嫌弹劾。朝廷下旨差官缉拿,押解到京,后又罗织罪名,将苏轼在杭州任上编的《钱塘集》中的诗文,穿凿附会,断章取义,陷人于罪。如其中《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其一)诗曰:“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临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此诗竞被指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杀头的罪名,连神宗皇帝都感到太牵强了。最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本篇用绘声绘色的艺术手法再现了当时苏轼被捕的情景,重点刻划了奉旨捉捕苏轼的太常博士皇甫僎的丑恶形象。
        自古以来,官场都有互相倾轧的恶习。文中的中书丞李定等人,使出手段怨谤苏轼,对其谢表断章取义,并对其诗作多加发挥,极尽谗言恶语,倍加中伤,终于使神宗龙颜大怒。杜甫有两句诗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李定、皇甫僎就是这种以伺人过失为乐的“魑魅”小人。他们罗织罪名,“章疏狎上”,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当神宗决定缉拿苏轼后,李定格外恪尽职守,竟然“太息,以为人才难得”,找不到一个捉捕苏轼的理想人选,左挑右选“少有加意”。他终于选中了皇甫僎这个“人才”。看他那装腔作势、狐假虎威的架式便可知其乃官场上的老手。当他带人昼夜兼程径入苏轼官署时,“具靴袍”,公服穿戴整整齐齐,以显示威严。“秉笏立庭下”,以示身乃朝廷命官,左右台卒森立,顾盼狞恶,着实吓人。当战战兢兢的苏东坡出门拜接时,皇甫僎威严倍加,许久不语,令人生畏。以至苏东坡惶恐地说:“轼自来殛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其实,皇甫僎带来的台牒不过是查问处分的文书而已。
        依据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和加工,在作品中再现具体、鲜明、生动的生活图景,是文学家区别于史学家的分界。文学的描写对象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本篇从苏东坡以吟诗下吏情景的描写,反映了封建官场派系倾轧的冷酷和残忍。小说中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皇甫僎狐假虎威,装腔作势;祖无颇沉着冷静,临危不惧;苏东坡举措迂拙,书生气十足,神情毕肖。作者很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很注意场面的描写和气氛的渲染。当皇甫僎抵达后,苏东坡见来势汹汹,吓得不敢出门,而代理知州的祖无颇则劝道:“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穿什么衣服出门迎接,苏东坡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祖无颇即明确地说:“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在汹汹不可测的皇甫僎面前,苏东坡“乞归与家人诀别”,战战兢兢,低头哀求,“魂如汤火命如鸡”,而祖无颇处变不惊,颇为大胆地上前问道:“太傅必有被受文字”,以索要朝廷差遣公文,显示了他非凡的胆识。皇甫僎问他是何人,祖无颇大大方方地回答:“无颇是权州。”一问一答,不卑不亢,颇为练达得体,显示出祖无颇为官从政的经验。
        “僎促轼行”,“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形象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人心的向背和百姓们对苏轼的爱戴昭然于心。“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的感慨,则直接表露了作者对世道不平的愤懑情绪。文章的最后,道此事系当事者祖无颇亲历目睹,以证言之有据,别是一种章法。
        本篇可与本书所选的另一篇《书杨朴事》参照对读。(见苏轼《志林》)在那篇笔记小说中苏轼记述了“乌台诗案”被祸临捕的亲身所历,与这篇《孔氏谈苑》中的记述大相径庭。虽然苏轼曾有诗称斯时心境“魂飞汤火命如鸡”,但临别与妻子仍能以“这回断送老头皮”自解其嘲,表观出从容大度,这种态度似更近于苏轼旷达豪放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