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颖传
毛颖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已而果然。明际八世孙䨲,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窃恒娥,骑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㕙,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 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 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 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 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
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
《毛颖传》在韩愈的文集里是一篇手法新颖、寄寓深远的文章。该文仿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体例,是所谓“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作品,亦即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这篇小说约写于唐宪宗元和初年,即公元八○六或八○七年。当时韩愈任国子博士,虽不过四十岁,却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举进士,凡四举乃登第”;接着又“三选于吏部而不得官;”随后又应博学鸿词选,“再试,才一得,又黜于中书。”三十六岁任监察御史时,关中旱饥,他上书请免徭役和赋税,指斥朝政,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今广东阳山县)。二年以后,遇赦内迁江陵,任法曹参军。又过一年,方才召回朝廷,当了“试用”的国子博士。“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仕途蹭蹬,官场冷暖,令其郁愤不已,于是奇思遐想,以滑稽诙谐的形式抒发内心的不平,终于有了《毛颖传》。
《毛颖传》的主旨是什么呢?宋代叶梦得指出:“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语,不徒作也。”(《避暑录话》)这个见解是对的。其实,小说结尾作者通过太史公之口又做了十分明确的回答:“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显而易见,作者是在讽刺唐统冶者“少恩”。
在这个主旨下,作者随文到处泄发愤世嫉俗的郁积之情。“居东郭者曰㕙,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这一段文字显然意在抨击奸佞小人妒贤嫉能,以谗言流语陷害正直之士的可鄙行为。韩愈就饱受过“韩卢”、“宋鹊”之徒的诽谗之害。韩愈阳山之贬,除了皇帝的震怒外,“幸臣”李实的拨弄撺掇也起了相当作用。后来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本当回京,结果又“为观察史所抑”,改派到江陵。这一切,不能不使作者心寒气愤。
对于那些尸居其位,老而无用的官僚,作者毫无遮拦地给以讽刺:“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
对于贵族官僚以续家谱抬高身价的庸俗无聊的社会习气,作者以为兔子续家谱同时引入圣贤的方法加以嘲讽。“其先明际,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小说结尾。作者有意把兔族和文王之后相提并论。“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其揶揄之口气洋溢字里行间。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特点。
首先是它的滑稽幽默。毛笔尖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却被作者故意严肃地立传,兔子本不足登大雅之堂,也被作者放到和圣贤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样的确有点玩世不恭,其嘻笑嘲弄之情跃然纸上。因此此文一出,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指责讥笑他“俳谐”。直到后晋刘写《旧唐书》时还攻击他“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漏者。”而柳宗元却极为称誉,并写了一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以拨正世俗之偏见。揄扬此文的气势如同“擒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李肇的《国史补》卷下说:“撰韩愈《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
其次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毛颖这一性格鲜明的主人公。“颖为人强记而便敏, 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足见其记忆之超众。“阴阳、 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径、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这一段文字极尽铺排张皇,充分说明毛颖知识的广博艰深。“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说明其才力过人。它的另一特点是“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也是它不可或缺的优点。正是以上种种特点,所以才博得上自皇帝,“下及国人”的“无不爱重”。它还有点所谓个性,即“惟不喜武士。”这一笔看似蛇足,实为神来之笔。无之叙事显得平平,缺少起伏变化;有之,不仅叙事天衣无缝,而且文章平地拔山,有变化莫测之感。李刚已曾经评论这段话说:“此段犹史传中之撮举行能,行文纵横恣肆,不可羁。然却无语不精,所以为妙。惟不喜武士二句,笔势尤为奇宕。”不言而喻,毛颖的性格特征正是毛笔性能的人格化,由于拟人手法的运用,才把无生命的毛笔写得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才使小说引人入胜,妙趣横生,才使主题阐发得那样明确深邃,才使人化毛颖性格与作为毛笔的性能两者之间融合得那样入丝入扣。
再者是叙事凿凿有据和虚构巧妙结合。叙事有据必旁征博引,但作者无一处直接用典,全用作者的口吻叙述。开头一句:“毛颖者,中山人也”就是一例。宋代马永卿《懒真子》说:“退之以毛颖为中山人者,盖出于《右军经》云:‘唯赵国豪中用,盖赵国平原广泽无杂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豪长而锐,以良笔也。’”《右军经》的真伪以及其论的正确与否后人争论不已,在此姑且不论,重要的是韩愈之说查有实据,不是凭空杜撰。韩卢、宋鹊史有所载。《战国策·齐策三》:“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韩子卢逐东郭㕙,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博物志》卷四:“宋有骏犬曰鹊。”至于蒙恬制笔,禹治东土,文王之封等皆为史记。这种处处有出处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知识性和真实性,读后令人获益非浅,深信不疑。但毛颖其人纯属虚构,因此,在确凿性的绿树上,斜逸着朵朵想象的花朵。“佐禹治东方土”的伟勋,“窃恒娥、骑蟾蜍人月”的艳举,管城之封的殊誉,累拜中书令的恩宠和打入冷宫,太史公的评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基于此,这篇文章才称为传奇体小说。
最后,双关语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耐读性。比如蒙恬围猎后“拔其豪”中的“豪”,表面上是兔中之豪,实指兔身之“毫”。“聚起族而加束缚”,形式指捆缚兔子,实是用兔毫制成毛笔尖。“赐之汤沐”,“封诸管城”,“陈玄”、“弘农”、“褚先生”等无一不是双关。除了平添文章趣味外,双关语还巧妙地把记实和记虚结合起来,成为这篇小说滑稽幽默的特色。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 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 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 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 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
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
《毛颖传》在韩愈的文集里是一篇手法新颖、寄寓深远的文章。该文仿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体例,是所谓“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作品,亦即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这篇小说约写于唐宪宗元和初年,即公元八○六或八○七年。当时韩愈任国子博士,虽不过四十岁,却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举进士,凡四举乃登第”;接着又“三选于吏部而不得官;”随后又应博学鸿词选,“再试,才一得,又黜于中书。”三十六岁任监察御史时,关中旱饥,他上书请免徭役和赋税,指斥朝政,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今广东阳山县)。二年以后,遇赦内迁江陵,任法曹参军。又过一年,方才召回朝廷,当了“试用”的国子博士。“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仕途蹭蹬,官场冷暖,令其郁愤不已,于是奇思遐想,以滑稽诙谐的形式抒发内心的不平,终于有了《毛颖传》。
《毛颖传》的主旨是什么呢?宋代叶梦得指出:“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语,不徒作也。”(《避暑录话》)这个见解是对的。其实,小说结尾作者通过太史公之口又做了十分明确的回答:“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显而易见,作者是在讽刺唐统冶者“少恩”。
在这个主旨下,作者随文到处泄发愤世嫉俗的郁积之情。“居东郭者曰㕙,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这一段文字显然意在抨击奸佞小人妒贤嫉能,以谗言流语陷害正直之士的可鄙行为。韩愈就饱受过“韩卢”、“宋鹊”之徒的诽谗之害。韩愈阳山之贬,除了皇帝的震怒外,“幸臣”李实的拨弄撺掇也起了相当作用。后来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本当回京,结果又“为观察史所抑”,改派到江陵。这一切,不能不使作者心寒气愤。
对于那些尸居其位,老而无用的官僚,作者毫无遮拦地给以讽刺:“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
对于贵族官僚以续家谱抬高身价的庸俗无聊的社会习气,作者以为兔子续家谱同时引入圣贤的方法加以嘲讽。“其先明际,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小说结尾。作者有意把兔族和文王之后相提并论。“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其揶揄之口气洋溢字里行间。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特点。
首先是它的滑稽幽默。毛笔尖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却被作者故意严肃地立传,兔子本不足登大雅之堂,也被作者放到和圣贤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样的确有点玩世不恭,其嘻笑嘲弄之情跃然纸上。因此此文一出,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指责讥笑他“俳谐”。直到后晋刘写《旧唐书》时还攻击他“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漏者。”而柳宗元却极为称誉,并写了一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以拨正世俗之偏见。揄扬此文的气势如同“擒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李肇的《国史补》卷下说:“撰韩愈《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
其次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毛颖这一性格鲜明的主人公。“颖为人强记而便敏, 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足见其记忆之超众。“阴阳、 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径、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这一段文字极尽铺排张皇,充分说明毛颖知识的广博艰深。“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说明其才力过人。它的另一特点是“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也是它不可或缺的优点。正是以上种种特点,所以才博得上自皇帝,“下及国人”的“无不爱重”。它还有点所谓个性,即“惟不喜武士。”这一笔看似蛇足,实为神来之笔。无之叙事显得平平,缺少起伏变化;有之,不仅叙事天衣无缝,而且文章平地拔山,有变化莫测之感。李刚已曾经评论这段话说:“此段犹史传中之撮举行能,行文纵横恣肆,不可羁。然却无语不精,所以为妙。惟不喜武士二句,笔势尤为奇宕。”不言而喻,毛颖的性格特征正是毛笔性能的人格化,由于拟人手法的运用,才把无生命的毛笔写得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才使小说引人入胜,妙趣横生,才使主题阐发得那样明确深邃,才使人化毛颖性格与作为毛笔的性能两者之间融合得那样入丝入扣。
再者是叙事凿凿有据和虚构巧妙结合。叙事有据必旁征博引,但作者无一处直接用典,全用作者的口吻叙述。开头一句:“毛颖者,中山人也”就是一例。宋代马永卿《懒真子》说:“退之以毛颖为中山人者,盖出于《右军经》云:‘唯赵国豪中用,盖赵国平原广泽无杂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豪长而锐,以良笔也。’”《右军经》的真伪以及其论的正确与否后人争论不已,在此姑且不论,重要的是韩愈之说查有实据,不是凭空杜撰。韩卢、宋鹊史有所载。《战国策·齐策三》:“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韩子卢逐东郭㕙,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博物志》卷四:“宋有骏犬曰鹊。”至于蒙恬制笔,禹治东土,文王之封等皆为史记。这种处处有出处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知识性和真实性,读后令人获益非浅,深信不疑。但毛颖其人纯属虚构,因此,在确凿性的绿树上,斜逸着朵朵想象的花朵。“佐禹治东方土”的伟勋,“窃恒娥、骑蟾蜍人月”的艳举,管城之封的殊誉,累拜中书令的恩宠和打入冷宫,太史公的评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基于此,这篇文章才称为传奇体小说。
最后,双关语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耐读性。比如蒙恬围猎后“拔其豪”中的“豪”,表面上是兔中之豪,实指兔身之“毫”。“聚起族而加束缚”,形式指捆缚兔子,实是用兔毫制成毛笔尖。“赐之汤沐”,“封诸管城”,“陈玄”、“弘农”、“褚先生”等无一不是双关。除了平添文章趣味外,双关语还巧妙地把记实和记虚结合起来,成为这篇小说滑稽幽默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