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毂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
        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耶?”因邀还家。其家铜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径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
        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耶?”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
        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
        六朝志怪,大多质朴无华。少渲染、少虚饰、少缀合,整个小说艺术尚处在起步的阶段。可是,六朝志怪中也有少数作品,出类拔萃,可读性强,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小说由稚拙向老练成熟、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渡痕迹。刘义庆的志怪小说集《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仙相爱的故事。刘晨、阮肇迷路深山,巧遇一对仙女,双双结成良缘。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文人润饰的民间传说。《幽明录》中的“黄原”,《搜神后记》中的“袁相根硕”,也都写了类似的故事。可是,它们的韵味都无法与本篇相比。其影响也小得多。可见,这篇小说在题材的处理上确实有其高明的地方。
        据古书上说,天台山“岩岫连沓,状似云霞,悬溜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山谷绝涧,峥嵘无底。长松萝藟,幽蔼其上。”刘、阮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山川的神秘氛围无疑增加了爱情故事的浪漫色彩。从心理上来说,也使读者更加容易接受小说中的某些离奇的情节。可是,自然风光毕竟只是为故事提供了一个背景,所以,作者并没有就此多费笔墨。他让读者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刘、阮二人的命运,随着主人公的目光,作者用“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短短十六个字,就写出了天台山那种冷峻险恶的环境。
        故事本身, 自有很多离奇之处。人迹罕至的深山,忽然出现了两位“姿质妙绝”的女子。刘、阮与她们素不相识,而她们却能直呼“刘、阮二郎”。不但知道这两位不速之客的姓名,而且对他们深山迷路的一路经历也了如指掌。可是,在读者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合乎情理。小说的高明、成功也正在这里,志怪小说创作的难度也就体现在这里。
        小说的主角是刘晨、阮肇,两位仙女的形象虽然也很鲜明,但描写的深度,不如刘、阮。作者对主角心理状态的把握是准确、细腻的,这种心理状态与读者的生活经验、生活感受相吻合,因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情节可以含有超现实的因素,可主人公面对这种超现实的情景所产生的心理反应是现实的。况且,这种超现实的情节又符合读者的某种愿望,所以,它被读者所接受也就毫不奇怪了。
        刘、阮听到仙女直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山穷水尽之际,忽然遇到这样两位热情、大方而又美丽的女子,喜悦之情压倒了惊疑的心情。然而,毕竟事有可疑,所以,直到“酒酣作乐”之际,刘、阮依然是“忻怖交并”。最后,新婚燕尔,疑怖之心才逐渐消除,只觉得“言声清婉,令人忘忧”。桃源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又有思乡之苦。小说结末的“七世孙”之说,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怅惘之感,为整个爱情故事染上了淡淡的哀伤的色彩。这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投影。
        整个作品情节完整,想象浪漫,充满生活气息,体现了乱世之中人们对健康爱情的向往。“刘晨阮肇”的故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人们引为故实,后世小说家、戏曲家们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一直到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顶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们从其《翩翩》一篇中,依然可以看到刘、阮故事的影响。词牌中的《阮郎归》也导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