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水。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
        六朝时代,政局多变,社会黑暗,人心动荡。上层有隐居避世、远祸全身之思,下层有苦海无边、企求解脱之想。于是,佛风大炽,上行下效。寺庙之建立,如雨后春笋。称道灵异的故事不胫而走,因果报应的思想,浸濡到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的头脑之中。这种社会风气深深地影响到当时的文学,使六朝的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佛教思想的作品。而刘义庆的《宣验记》便是南朝著名的“释氏辅教之书”。这部书的内容,“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宋书》本传称义庆“晚节奉沙门颇致费损”。《辨证论·十代奉佛上篇》中说,“宋世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笃好文雅,义庆最优……著《宣验记》,赞述三宝。”这就是《宣验记》得以诞生的背景。
        “鹦鹉灭火”作为《宣验记》中的一个故事,本意是要宣扬佛教普救众生的观念。故事取自吴康僧会所译的《旧杂譬喻经》二十三: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畜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鹦鹉自念:虽尔不可久也,当归耳,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鹦鹉遥见,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以衣毛间水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天神言:“咄!鹦鹉,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火灭乎?”鹦鹉曰:“我由知而不灭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悉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
        鹦鹉秉性慧黠,善学人语,颇得文学家的青睐。魏晋的弥衡、王粲,唐代的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宋代的梅尧臣,都曾以鹦鹉为题写过文学作品。可是,《宣验记》中的鹦鹉故事,因为渗进了印度民族的想象力,所以它的主题与中国文学中传统的同类题材不同。传统的文学作品或咏唱鹦鹉的灵慧、美丽,或赞美鹦鹉的渴望自由。可是,“鹦鹉灭火”的故事,意在宣扬佛教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思想。所以,作者的本意是突出鹦鹉的可怜。“山中大火”,鹦鹉竟“入水沾羽,飞而洒之”。这不是太可怜了吗?按照《旧杂譬喻经》的说法,天神终于为鹦鹉所感动,降了一场大雨,把火扑灭了。
        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常常会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产生矛盾,形象所包含的意义往往与作者主观上企图附加给它的主旨不同。“鹦鹉灭火”的故事便是这样。鹦鹉形象本身所包含的积极意义突破了作者宣扬佛教的消极意图。作者本意要突出鹦鹉的可怜,可是,读者所感受到的,却是鹦鹉的赤诚善良,见义勇为。“入水沾羽,飞而洒水”,不是一种可笑的形象,而是一种弱者不计成败、向强者抗争的精神。这种艺术效果恐怕是《宣验记》的作者始料未及的。在《旧杂譬喻经》中,本意是要树立天神的高大形象,可是,故事的客观效果却走向作者愿望的反面。天神的形象显得很浅陋、很平庸,鹦鹉却显得很可敬,有见识。天神完全成了鹦鹉的陪衬。
        类似的故事还出现在《大唐西域记》里。可是,救火的不是鹦鹉,而是换成了雉鸟。书中写道:
        昔于此地有大茂林,毛群羽族巢居穴处。惊风四起,猛焰飚逸。时有一雉,有怀伤愍,鼓濯清流,飞空奋洒。时天帝释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虚劳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岂汝微驱所能扑灭!”雉曰:“说者为谁?”曰:“我天帝释耳。”雉曰:“今天帝释有大福力,无欲不遂,救灾拯难,若指诣掌,反诘无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炽,无得多言!”寻复奋飞,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洒其林,火灭烟消,生类全命。
        雉鸟的形象比鹦鹉更为刚强。面对“惊风四起,猛焰飚逸”的危急场面,它“鼓濯清流,飞空奋洒”。它不向天帝乞求援助,而能痛斥天帝的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自己则“寻复奋飞,往趣流水”。在这个故事中,天帝的形象显得更加平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