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谋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武帝是曹丕称帝后追封曹操的谥号,魏武即指曹操。魏王,汉帝赐封给曹操的王号,曹丕称帝后沿用为国号。曹操虽在生前一直是汉臣,却“挟天子而令诸侯”,朝中大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因而有接见匈奴使者之事。曹操认为自己的相貌不够威武,不足于震慑远方,使异国臣服,于是就有偷梁换柱之举。为了解这出戏的效果,接见结束后他派人去探询使者的观感,当听说使者只赞美假魏王的仪表,却称捉刀人为英雄时,便派人追上这位惠眼识英雄的使者,将他杀死。
        这则小故事反映了曹操诡诈残忍的本性,和《语林》中另一篇《佯眠藏诈》可以相互印证。《佯眠藏诈》是曹操为保证自己睡觉安全所实施的诡计,他声称自己睡觉时可能杀死靠近他的人,而自己却不知道,让人们别靠近他。为证明此言不虚,他假装睡熟了却不盖被子,一个他宠幸的侍卫想为他盖被,被他杀死,“醒”后故意问侍卫的死因。略施小计,使人们不敢在他睡觉时接近他,以防不测。《捉刀人》中的曹操,弄巧成拙,让徒有其表的崔季珪冒充自己,事与愿违,为保全所谓的魏王形象,不惜杀了使者。在接待远方使者时使用欺骗手段,已是错误行为。而当时的外交规范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曹操却因蕞尔小事而妄杀使者,充分反映了他的残忍。《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故事都反映了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观点,以误杀吕伯奢全家,明白真相后又杀好友吕伯奢以灭口,气走欲随曹操起事的陈宫为最典型。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从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政治斗争的复杂以及统治者视人生命如草芥,为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那怕是血流漂杵,尸横遍野也在所不惜。从社会背景看,汉末军阀之间和其后的魏、蜀、吴之间征战不已,西晋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个少数民数相继在北方建立十六个国家,相互劫掠屠戮,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人们的生命难以保障,甚至曹操贴身侍卫和好友全家的生命也难以幸免,曹操本人也亲眼目睹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现实,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也滥开杀戒,匈奴使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裴启身处偏安于江南的东晋,政局也很不稳定,作者记述了汉魏以来上层人士的轶事,客观上保留了一些揭露统治阶级丑恶本质的佚闻,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不满的倾向。
        “捉刀”还成为文人替人代笔的常用语,形成一个有特定涵义的成语,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魏晋以后文人学士以熟悉故事为学问,竞相炫耀,以示渊博,这是小说被重视的社会原因。而《捉刀人》语言朴素、文字简洁,用几十个字即表现出一个有情节、结构相对完整的故事,是故事成语化的重要原因。全文不到七十字,精而又精,把魏武帝会见匈奴使者的前前后后描写得十分清楚,初步尝试了描写人物的心理,“自以形陋,不足雄远方”,结合曹操的捉刀立床头、令间谍探问,追杀使者几个行为,生动地表现出曹操的性格特征。重点突出,简而不陋,略而不空。在艺术上虽尚未完全改变“丛残小语”、“短书”的形式,但已开始有较为完整的结构,主题也较明确,注意刻画人物性格,这是对史传故事的继承和发展。其内容是异闻逸事,继承了史传故事,但体例不同于史传,它只选取一个生活片断,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历史、小说的成份各占一半。
        《语林》实开《世说新语》之先河。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片断的叙述,但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现实。《语林》故事性较强,有些篇章还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此外,它的语言“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对以后的笔记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人王谠《唐语林》,明代《何氏语林》直接承其余绪,书虽散佚,余“音”尚存。
        《语林》适应了当时崇尚玄谈的社会风气的需要,风行一时,因记载谢安的言语有不符实际之处,被谢安诋毁,《语林》遂渐趋消失,到隋朝已不见著录,辑佚本多种,以鲁迅《古小说钩沉》的辑文为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