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
        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某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西京杂记》的作者究竟是谁,历代史评家均有争论,有说是西汉刘歆所编录,有说托名刘歆所撰,葛洪所录。这里因篇幅所限不做考证,只是将各家之说抄录一二,供读者参考。《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孔天胤《西京杂记》本中葛洪《西京杂记跋》云:“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先父传云,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明代孔天胤在《刻西京杂记序》中云:“《西京杂记》以记汉故事名,本叙谓是刘歆所编录……。”又明万历刊《西京杂记》本黄省曾《西京杂记序》中云:“……暇得葛洪氏《西京杂记》,读之,云为刘子骏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录者二万许言,命曰《西京杂记》。”另外在《少室山房笔丛》、《越缦堂读书记》、《西京杂记辨证》中都有详细的论证。但都是各述己见、均无充足的论据。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该书为梁以前的作品,原为二卷,宋时改为六卷。《西京杂记》可谓杂史、杂传体小说,或称为历史小说。杂史、杂传自先秦史书中已衍出,到汉代盛行于世。
        《西京杂记》的内容,我们从葛洪的跋文中便可知晓,它是正史所不录的杂史、杂传。后葛洪家失火,书籍全部烧光,这两卷书因随身携带,故脱遭厄运,流传至今。《西京杂记》中所记,多为汉代帝王及西京长安城内的故事。正如颜师古注云:“其书浅俗、多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但它同时也揭露了帝王生活的奢侈、骄淫、残暴、贪婪。
        王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晋代避司马昭讳,改称为明君或明妃。
        作者在文中着力刻画了三个人物:王嫱、汉元帝、画工。汉元帝荒淫昏暴,后宫多得令他眼花缭乱,只得“案图召幸之”,——这大约算是一种较早的选美方式——最后只得眼巴巴地看着妃嫔中第一佳人被人领走,铸成“千载琵琶作胡语”的悲剧。写他的昏愦,讽刺手法用到极致。其次是画工,这种人在封建宫廷中地位仅高于优伶,但他凭借黑暗政治,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好恶,“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可见宫廷之无行。而他本人仍不过是一个弄臣,皇帝的一喜一怒,都可以最后决定他的归宿。人物之三是王嫱,作者把她写得光彩照人,“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不肯”,宁愿空守后宫,也要洁身自好,一身傲骨,令人钦敬。临行前被召见时,元帝才知她“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一种悲剧美弥漫在作品之中。
        昭君有此品行,又遭此境遇,引得历代文人骚客长嘘短叹,感慨不已。《王嫱》也对后世的文学、戏剧、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西晋石崇起,以后的鲍照、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陆游、袁枚等著名诗人都有咏叹唱和。元杂剧中写这一题材的就有四种: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张时起的《昭君出塞》,吴昌龄的《夜月走昭君》和马致远的《汉宫秋》。到明代,杂剧中有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明清传奇中有《和戎记》、《青冢记》、《琵琶语》等。至今昆曲、京剧、徽剧、川剧等剧种中仍保留此剧目。而曹禺先生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一反历代文人悲惨伤感的基调,写昭君出塞与匈奴和亲,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团结,为广大百姓免遭战火的涂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行文简洁,脉络清晰,采摭异闻,随意点染,即成佳构,故而广为流传,历久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