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利用见虏母于军中,与蕃将韩得让偶在駞车上坐,利用下车,馈之食,共议和事。利用许之岁遗银绢三十万匹两。利用之行也,面请所遗虏者。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及还,上在帷宫,方进食。未之见,使内侍问所遗。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白:“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宫浅泊,利用具闻其语。既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由此利用被赏尤厚。
        

〔选自《龙川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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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通过对宋真宗在与辽交战、讲和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喜、忧感情的变化,刻画了这位大宋帝国皇帝的形象。作者使用的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曰“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是指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由于作者囿于某些原因不能直说,因此用意隐晦,粗粗读过,就很难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例如“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就是作者的曲笔。宋真宗是很怕与辽军打仗的,在景德(真宗年号)年间,辽人南侵的消息传来,集贤殿大学士寇准建议真宗亲征,真宗忧虑重重,想逃避,他的“亲征”,是在寇准的坚决要求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作者强调“用寇莱公计”,正是曲折地再现了一个忧心忡忡,视打仗为畏途的帝王形象。当宋军在战斗中射死敌方大将,辽国不利,因此求和时,“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这两句话,虽语调平淡,不见褒贬之词,却把以求和为乐事、唯恐得罪辽人的宋真宗的为人,隐曲地揭示出来。和交战相反,听到可以议和的消息,真宗是兴奋的,他马上响应辽人的号召,派出了曹利用去议和。在作者不露声色的叙述中,宋真宗的忧与喜的感情变化已隐含其中了。
        二曰以人物的话语、动作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宋真宗虽以与辽人讲和为喜,但也是喜中有忧的。他很忧虑辽人对他的敲诈勒索。但是为了边界无事,又要向辽人输送金银布匹。于是他对出使敌国的曹利用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这两句叮嘱之言,把这个一心求和又怕勒索但终于又横下一条心忍受宰割的人物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真实。真宗清楚地知道:满足贪得无厌的辽人的结果只能加深、激化国内的各种矛盾,但“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总比得罪辽人好得多。不过,对他来说,最佳之方案,莫过于在屈辱求和的同时,不受过大的损失,这样他的皇帝才可做下去。小说对真宗的这种心理揭示得非常细腻。曹利用出使回来拜见皇帝时,真宗正在吃饭,他马上命内侍问送了辽人多少银绢。当他听内侍说可能是“三百万”时,深感震惊,以至控制不住自己,“失声”道:“太多。”“失声”二字,把真宗的仓皇失措的神态和盘托出了。但是,这巨大的损失与苟安求和的政策比起来,毕竟又是次要的。因此他在忧愁之中又得到一点宽慰。待到曹利用来见他时,真宗“亟问之”,真有点急不可待了。曹告诉他是“三十万”时,真宗又一次失态了。然而这次是因极度喜悦而忘形(“不觉”),是意外的惊喜。这样,一个典型的帝王形象的塑造也就完成了。
        宋真宗这个典型的人物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以战为忧、以和为喜的人物,又是一个以战胜为忧、以屈辱求和为喜的人物。而他最大的欢喜,则又在于接受他认为很满意的、程度适中的屈辱条件。这犹如一个人在挨打时,欢喜于屁股被鞭笞,庆幸于头部得以保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