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

        邑人某,佻��无赖。偶游村外,见少妇乘马来,谓同游者曰:“我能令其一笑。”众不信,约赌作筵。某遽奔去,出马前,连声哗曰:“我要死。”因于墙头抽粱秸一本,横尺许,解带挂其上,引颈作缢状。妇果过而哂之,众亦粲然。妇去既远,优不动,众益笑之。近视,则舌出目瞑,而气真绝矣。粱干自经,不亦奇哉?是可以为儇薄者戒。
        

〔选自《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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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缢》仅一百五十字,读来饶有趣味。这除了劝人戒“儇薄”的主旨外,在艺术上,以喜衬悲,在轻松中寓严肃,是其主要特点。
        悲与喜是生活和艺术中的一对矛盾,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一般情况下,作品往往以悲写悲,或以喜写喜。但因生活中悲与喜互相转化,而且形态上也往往有相反的表现,所以,在文艺创作中,喜悲交衬便又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技巧。
        《戏缢》的“缢”原是“戏”,即开玩笑,后来却成了“真缢”。也就是说,以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不过,这篇小说的“喜剧”是轻松而带鄙弃的。“悲剧”是轻松而带劝戒的。因为,小说的主角是个“佻��无赖”的人。故其作者对他采用了揶谕、嘲弄的态度。
        无赖总爱在妇女面前出洋相,搏取别人的一笑,他们并不管妇女的那一笑是友善的,还是鄙薄的,似乎只要是一笑,便能慰藉那无聊的心灵。这个“邑人某”便是这类人物。他与众人偶游郊外,见少妇乘马来,便想逗她一笑。众人不信,约赌酒宴。他怎样逗人笑呢?假装上吊。他急急忙忙跑到妇人马前,大叫大嚷:“我要死。”以便引起妇人的注意。随后从墙头抽一段高粱杆,解带挂在上面,钻进脖子,装出上吊的样子。在人们的意念中,高梁杆又小又脆,是不能悬挂人的,故此,妇人一笑,众人见无赖果然引得妇人笑了,也大笑起来。妇人骑马走远了。“邑人某”还不动,众人更笑了。因为妇人已去,看不见他的洋相,他还不停止,其形状是可笑的。谁知他是真的死了呢!闹着玩,果然玩掉了生命,这是悲剧的。
        “戏缢”变成真缢,结局是悲剧的,但其演变的过程却充满了喜剧的因素,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恶作剧的目的,仅仅是博过路的素不相识的女人的一笑;无赖博妇人一笑的方式是滑稽的、无聊的;装出疯魔姿态,声言“要死”,却找高粱杆这种经不住人的体重的物体作上吊的横梁。这与“要死”形成鲜明的反差,实则是并非真要死;整个闹剧的过程是充满了不同内容的笑:妇人是“哂之”,即鄙薄的笑;众人的“粲然”,是轻松的笑;最后看见妇人去远了,邑人某还痴呆呆的挂在那儿,众“益笑之”是略带讽刺、嘲弄的笑。这些不同的笑,创造了一种喜剧的效果。
        这种带着闹剧成分的喜剧色彩与结尾的悲剧后果形成强烈的对比,有力地衬托了悲剧的结局,使作品轻松中含着深沉,滑稽里蕴着严肃。以喜衬悲,加重了悲剧的分量。因此,这篇小说读后让人警悟,令人回味,在这么短的文章中,如此熟练地运用悲喜交衬的手法,实在令人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