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君道》)

【鉴赏】　知足以自戒，出自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上疏之语。魏徵将此作为君主“十思”之首，是同唐太宗执政历程相契合的。此时贞观盛世已经出现，天下大治。魏徵希望唐太宗在此时能够懂得：　知足是为君之道的首要内容。

知足是道家提倡的一个重要处世原则。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危险，这样才可长久平安。老子又云：“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人自知满足，不作过分企求，就能永远满足。老子的话充满朴素的辩证法，也体现出道家对人生修养和处世的见解。面对纷繁的社会，一味去追名逐利并非正确的选择，反而会让自己受辱甚至处于险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同上)道家并非主张禁欲、绝欲，但反对贪得无厌、不知道满足的心态。老子强调，获得长久满足的根本途径，在于节制自身的欲望，保持恬淡的心境。

要达到道家所提倡的思想境界并不容易。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个体的行为总是受不断涌现的欲望所驱使。普通人因为家庭条件、客观环境、法律等的外在约束，是不能够为所欲为的。但这些约束条件对于至尊的君王来说，几乎不存在。对自身行为有所约束，就只能靠君王的“自戒”。但要君王知足常乐、自律自戒谈何容易。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君王奢侈无度以满足其极度膨胀的欲望是一种常态。中国古代对帝王的制度设计中，所有的细节如吃饭、穿衣、居住、娶妻、出行等，都体现着这样一种理念：　把每一种享受推向极端，穷尽想象去满足，以此来凸显帝王在整个国家秩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些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历朝帝王还有各种各样的奢靡偏好。荒淫无度的商纣王，成日留连后宫乐此不疲，最具代表性的是遗臭万年的“酒池肉林”的丑剧。《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纣王让人在鹿台右边挖了一个大池子，然后灌上满满一池子酒，池子大到可在其中划船，池里的酒可供数千人狂饮而不竭。鹿台左边，酒糟堆积成山，山上插满树枝，上面挂满烤熟的肉片，可以随时随处伸手便食。纣王、妲己与一群裸男裸女通宵达旦地追逐嬉戏其间，喝酒吃肉，酣醉淫乐。秦始皇登基之后，热衷于建宫殿、建陵墓，且极尽豪华铺张以显示君临天下的威仪。先后在全国修建了近千座华丽的宫殿，供其四处游玩居住，集天下人力物力以满足一己之私欲。更调集七十余万人，用三十多年时间来修建死后供其埋葬的骊山陵墓。据考古专家测量，整座陵区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故宫，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宫殿，而内部装饰的奢华更是登峰造极(见《俭约》文本篇)。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以外，并无任何用处”。溥仪找到了一份1912年3月的早膳菜单，共28种，有黄焖羊肉、鸭条溜海参、驴肉炖白菜、炸春卷、熏干丝、黄韭菜炒肉等(《我的前半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说明了帝王“知足自戒”的难度之高。

就唐太宗而言，其清心寡欲、与民休息的信条，在历代皇帝中是属于比较清醒的。执政初期在修建宫殿等事上，表现出对俭约治国的身体力行。出于对人性的关怀，一次释放了三千余名宫女，相比晋武帝宫中蓄有万余名宫女，足见其“知足自戒”的力度之强。随着经济发展、天下安定，唐太宗还是出现了由俭入奢的倾向。这就是贞观诸臣上疏劝诫的原因。在魏徵上疏的同一年，马周也上疏专门谈论了“奢纵”的话题，劝谏唐太宗重拾执政之初的理念，继续戒除奢纵，厉行节俭，以保国运昌盛(见《奢纵》文本篇)。唐太宗也有普通人之欲望，也有放纵自己的念头，但由于其自律意识较强，加上贞观众臣的不断进谏，使得他能够在“知足自戒”上，达到历代帝王难以企及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