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教戒太子诸王》)

【鉴赏】　“君舟民水”是对君民关系所作的形象的比喻。以为一国之君好像船，百姓好像水。水能够载船使之行进，亦能够颠覆船让它沉没。这在《贞观政要》中出现过五处，三处见于魏徵所言，两处为唐太宗所说。可见这是贞观君臣的共识。这里所选择的是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教诲太子李治所说的话。

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最早见于《荀子·王制》载：“传曰：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用了“传曰”二字，说明在荀子之前就有这一主张了。君民关系是先秦诸子普遍关心的议题。内中让人们津津乐道的当为孟子的民本思想了。他从“民贵君轻”出发，主张“制民之产”(给民众一份固定的土地)、“与民偕乐”(君主不能独自享乐)。孟子有见于民心的向背，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键。他强调“得其民有道”，把民众所希望的东西，替他们积聚起来;民众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荀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无非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延续。唐太宗以此来统治天下，对孟、荀的民本思想有所继承。

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异乎寻常地凸显在人们的眼前。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有“国以人为本”(《务农》)的表述。“人”为避“民”之讳，故“国以人为本”，就是“国以民为本”。究其原委，是他有着畏民情结。他对太子李治说“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这是内证;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在提出“君舟民水”的比喻后，说“陛下以为可畏”，此为外证(见《政体》)。最有力的证据，是唐太宗亲撰《民可畏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唐太宗把民众作为令人畏惧的、可以选择君主的异己力量，其畏民心理源自于隋亡的教训。隋唐鼎革之际，君臣易位的事实，让唐太宗认识到推翻暴君在道义上的合理性。畏民情结背后的根源，是民众取舍君主的现实。亲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他，于民众力量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教训群臣说：“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亲见军事力量强大的隋王朝，因徭役繁重、赋税迭起、刑法严峻，加上穷兵黩武，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灭亡了。皇位坐不长，那是君主最害怕的。唐太宗可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但在这一点上与别的君主没有不同。

如何理解民本思想呢?它要求执政者充分考虑民众的生存要求，实施对改善民生有益处的措施。由此而来的是，执政者通过一系列措施的施行，让民众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唐太宗从民本思想出发，孕育出了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抚民主要是让农民能够安定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通过推行均田制、奖励开垦荒地、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贞观之治就出现了。史学家杜佑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通典》卷七《食货七》)每斗米的价格，五六年中就降下了一半。它强调统治者的政策应以民心为转移，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在古代中国，统治者有民本思想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有稳定、健康的发展。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民本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另一方面看，民本论者往往是一个君权论者。传统的民本论，不注重民众的权利，与现代的主权在民说，是有本质差别的。但平心而论，像唐太宗那样，强调“国以人为本”，认同民众的意向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有制约作用。这在古代专制体制下，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